目录

版权信息

序

老三的故事：寻找幸福完整的生活

镜头中的老三

第一次娶媳妇的痛苦

到宁夏去找个老婆

“收养”孩子的老媒婆

第一次“招妻”

翻云覆雨的老媒婆

说好的亲事又黄了

找老婆咋这么难

随风飘落的生命

带上媳妇回家

遭遇“放鹰”，人去财空

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刘祥武的故事：我就是想要一个家

一封求助信

一个不幸福的家庭

帮刘祥武找老婆

“我就是想要一个家”

捡钱包后的遭遇

出海打工找老婆

一个流浪汉的善举

草草结束的感情

救助别人的“老婆”

刘祥武的心愿

版权信息

西部招妻

作者：马宏杰

序

真实

柴静

第一次在《读库》上看到马宏杰的《西部招妻》，看得我吓一跳。这感觉只有十年前，看赵铁林拍《阿V姑娘的日子》的照片时有过。

马宏杰拍了河南残疾人老三找妻子的过程——先娶了个有精神病症的女人，但不肯跟老三过夜，母亲急疯了，去找丈母娘理论，没人有办法。老三只能听村里人的建议，把安眠药放在饮料里，但不知是不是假药，对媳妇没用。老三也不愿用暴力，只好离婚，然后就去宁夏“招妻”——实际就是“买媳妇”。

当地有不少以此为生的人，也有老人收养孩子，等长大了再把她们嫁出去收钱。

马宏杰拍父母和媒人讨价还价的过程……穷让人的心都残破了。

老三后来总算定下一个媳妇，交了钱，第二天早晨领走，瞎眼的母亲在寒风里扶着墙，大哭。

下一张是女儿穿着新棉袄，蹲在脏雪里埋着头哭。

有的摄影师就停在这儿了，可是马宏杰没有。

下面的照片是等嫁过去了，这个姑娘不干活，还不断在小卖部赊东西吃，家里受不了，给了100块钱，让她回去，她怕是假钞，让换成两个五十。

老三后来遇上一对兄妹，给了一万二，还有金戒指、耳环，人家拿了后跑了，老三被“放鹰”了。

老三再去宁夏，这次招来个叫红梅的媳妇，生了小孩。可是过两年，红梅想家了，喝了老鼠药。老三只好让她回去，可不久又说还是这里好，回来了。

最后一张照片，是一家三口自顾自地向自己的方向发着茫然的呆。

马宏杰还是没停在这儿，他还要拍下去。老三他跟拍了近30年，后来又拍了刘祥武，一个跟老三有着相同需求的湖北青年，一直拍到现在。

这些照片没有什么谴责，也没有颂扬，就是观察。马宏杰拍的都是自己愿意拍的东西。《西部招妻》里的老三，是他的远房亲戚——“想拍纪实摄影，先把自家后院拍好。”他说。

以前看过一个河南斗狗的视频，狗撕咬得极可怖，赌的人蹲在地上向狗狂喊，眼睛血红，嘴角挂下一长线口沫。

站在旁边的，全是花钱来看的人。老人妇女都有。抱着孩子在看，抿着嘴笑，还有人嗑着瓜子。

我看的时候心里难受，那个印象一直在。

跟马宏杰聊，他说他也在拍这个题。

他跟那个斗狗的老板是朋友。对方不久前还给他打过电话，很熟稔的口气：“哥很不幸啊，又娶个新媳妇。”

很明显，他不是站在动物保护者的角度去拍的。

我问他：“你没有那种难受吗？”

他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说他不轻易用谴责的方式，他只想“知道为什么”。

他的照片就是这样。

马宏杰拍耍猴人，一开始是在街上遇见，感兴趣，就陆续跟拍了近十年。马宏杰跟他们一起扒火车，带着馒头和十公斤自来水，众人躲在下雨的敞篷车厢里，头顶塑料布站着。猴子套着绳索，钻进人堆里避雨，都瑟缩着。晚上，马宏杰跟他们一块儿睡在立交桥下。

有张照片是耍猴人鞭打猴子，鞭子抽得山响，一个路人上前指责猴戏艺人虐待动物，要驱逐他们。下一张是猴子像被打急的样子，捡起一块砖头向耍猴人老杨扔过来，又从地上操起刀子和棒子反击，撵得老杨满场跑，围观者开始喝彩，把石头和水果放在猴子手里。收工之后，老杨说这是他和猴子的共同表演，鞭子响，不会打到猴子身上，否则打坏了，靠什么吃饭？这场戏有个名字，叫“放下你的鞭子”。

收的钱里有张50元的假币，老杨心情不好，盛了一碗饭蹲在窝棚边吃，大公猴拿起一块石头扔到锅里，把一锅饭菜都打翻了。——每天回来吃饭，猴子都是要吃第一碗的，这是祖上传下的规矩，老杨这一天忘了。

马宏杰拍耍猴人的女人——她用乳房给小猴喂奶，小猴子亲吻她。耍猴人的小儿子最爱其中一只小猴，有张照片是熟睡中的小猴子躺在小男孩胸膛上，在被子里露个头，一只细小的黑毛手掌搁在孩子脸蛋上。

这些细节，看见一点，蒙在人心上的成见就掉了一些。

我没想到的是，马宏杰曾经也是调查记者，后来没法儿再做了，就“停下来去拍普通人吧”。他说自己已经放弃了那种激烈的性格，更希望能做点平实的东西，告诉人们在激烈的背后还有这些“为什么”。他说有摄影师为了拍草原上不落的太阳，整整拍了20年，而他要拍的是人，是一个消逝就不再见的时代，要不然，拍一辈子：“白拍了，或者说，白活了……”

普通人就是普通人，马宏杰没有把这个词诗化，照片里的生活就像它本身一样，笨重粗粝，人的心里都磨着沙石，吃着劲，但活着。

刊登马宏杰作品的《读库》主编老六说：他选这些照片，主要不是因为马宏杰花的“时间”和“心血”比别人多，而是往往大家都认为，拍弱者，拍穷人，拍底层的人，都要把他们拍成高尚的，或者让人同情心酸的人，“预设主题进行创作，这是一种可怕的习惯”，但是马宏杰超越了这种“政治正确”。

我跟六哥说：做节目常犯的毛病，是刚爬上一个山头，就插上红旗，宣告到达；马宏杰是翻过一座，前面又是一山，再翻过，前面还是，等到了山脚下，看到远山还是连绵不绝。

马宏杰一直在跟拍的六组故事，都是这样。他拍东西有一个很可怕的时间长度，这种跨越有时候挺吓人的。他说他一定要活到最后，一直把这些人拍下去，“拍到他们死，或者我死”。

我问马宏杰他的原则是什么。

“真实。”他说。

接地气的马宏杰

杨锦麟

与马宏杰相识，缘起于老六的《读库》。

那篇《耍猴人江湖行》，那冷峻的笔触、冷峻的镜头、冷峻的黑白照片，以及马宏杰数年坚持不辍的记录写实过程，让我不仅甚为感动，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记不清是如何与马宏杰取得联系的，是我先在《有报天天读》节目中的“浮世绘”环节里，介绍过他的采访经历和摄影作品，还是他先主动和我取得联系的？时隔多年，印象有点模糊，但这又何妨。在浮躁的、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能如此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忠于现实地记录一个新闻过程，一个人物的命运，一个大时代里小人物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何其不易。

只要记住这一点，记住马宏杰的名字，就足够了。

2008年底2009年初，我参与了凤凰卫视《走读大中华》的主持和拍摄。那是另一种不可多得的人生阅历，感谢这个栏目，让我有机会在其后的数年间，几乎走遍了祖国大地的繁华都市、穷乡僻壤，记录了中国更真实的另一面。

很荣幸，我在走读过程中，找到了像马宏杰这样的知音，这样的同行。

在《走读大中华》编导张征的居间联系下，我与马宏杰有了合作的机缘，跟随他曾经记录的河南新野耍猴人，在江西余干做了一次近距离跟拍记录。

那是个雨雪交加的寒冬，与耍猴人相处的那几天，我和我的伙伴们用摄像机，马宏杰用照相机，完整地记录了耍猴人的艰辛。节目播出之后，引起了诸多反响，我和我的伙伴们真实感受和分享了马宏杰一以贯之的专业主义态度和精神，那是一般人在空调房、暖气屋里无法获得的对生命价值的追寻和体验。

再就是2010年冬天，随马宏杰一起，从湖北出发，一路记录湖北大龄青年刘祥武到宁夏固原“买妻”的过程。

这一过程，在马宏杰的书中已有详尽的记录，此不赘述。刘祥武没“买”到妻子。分手时，我将身上的军大衣脱下，送给了衣衫单薄的他。我和马宏杰一样，只是一个小人物一段命运的记录者，我无法帮助他实现“买妻”的梦想。

参与《走读大中华》节目的拍摄，是一个足以令人心力交瘁的过程，时常会在充满自责和内疚的情绪中辗转反侧、备受煎熬。这是因为，你看到了太多最底层人群的疾苦，看到了太多无助，太多陷入困境时的绝望面孔。你也许可以帮一些人，或完成一些事，但你根本没有能力去帮助所有的人，做所有的事。这会让你更加充满无力感、焦灼感，甚至负罪感。

他们告诉我，这是忧郁症的前兆。

也因此，我对马宏杰近30年如一日的坚持，对他始终如一、一本初衷的努力，越发充满由衷的敬佩。

以马宏杰的从业经验和专业技能，他大可以更多地迎合市场，拍摄一些媚俗的、商业的、可以获得更多声誉和名利的作品，他所服务的新闻单位，具有海内外极高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马宏杰大可以不必选择这一类吃力未必讨好的选题。但他没有选择捷径，没有选择安逸，没有选择仅仅是行走于山水之间的悠闲自在，没有选择仅仅用镜头去展现大自然的美和诸多造化。

我看过马宏杰其他的作品，比如南海西沙的那一组彩色图片。为了追求最好的效果，他甚至专门去学习水下摄影，并获得了国际认可的水下摄影师资格。看得出，他是个很认真执着的新闻从业人员。

我知道他的每一次跟拍、记录，几乎都是在燃烧生命的一部分去完成，他的记录对象，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最贫困、最无助的个体和人群。

他可以有更多选择，但他选择了最难的。也因为最难，才会有如此的灿烂和精彩。

2014年春节前，接到马宏杰的电话、短信和信函。他告诉我，浙江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老马看中国”系列的《西部招妻》《耍猴人江湖行》等作品，提醒我，数年前我承诺过，一旦他出版关于这段记录和历程的书，我要为他写点文字。

提笔之前，我想起了这些年，自己在不同场合反复提过的六个字：“接地气，说人话。”

这六个字，其实就是一个大时代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准则和行为规则，这不仅是责任，也是担当。

马宏杰就是这样一个担当者。

他还会继续坚毅前行，还会继续负重远行，我对此深信不疑。

是为序。

甲午春于香港

我关心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

马宏杰

一个人永远走不出童年的影响。我的摄影之路，最初是在寻觅儿时记忆里的环境和人。

我出生在那个全民饥荒刚刚结束的年代。家里没给我留下一张小时候的照片。我的父亲兄妹五人，他排行老四，是家里学习最好的孩子，本可以上大学，因为爷爷有病，为减轻家里负担，1958年7月，他中学毕业后就工作了。当时国家有政策，凡在工厂考上大学的人，一切上学费用由厂里承担。父亲打算边上班边学习，不承想赶上“大跃进”，每天工作长达12小时。上大学的梦想，也就没有了。

父亲至今珍藏着自己结婚前的一张相片，相片里的他很文艺，是个美男子。刚上班那会儿，父亲认识了一个女孩。那女孩胆大，很喜欢他，经常主动找他搭讪。父亲也喜欢她，就是担心自家条件差，和女孩家不是门当户对。有一次，在女孩的宿舍，两人交谈到很晚，父亲准备回家时，女孩极力挽留，还把灯给关了。这举动的言外之意，父亲当然清楚，但他不知所措地说了句“这样不好吧”，就起身离开了。从此，女孩没再找过父亲。

父亲20岁时，通过亲戚介绍，认识了母亲。母亲生在农村，和父亲没什么共同语言。1962年，父亲和母亲结婚。母亲很高兴，她嫁给了一个有文化的城里人。

后来就有了我和弟弟。从我们记事起，父母就经常吵架甚至打架。父亲遇到问题喜欢讲道理，没文化的母亲偏不吃这一套。生活中这些琐碎又巨大的矛盾，就这样伴随着他们的一生。那个年代，离婚是很丢人的事，他们只能凑合着过下去。

父亲在洛阳玻璃厂工作。我还没上学时，他总带着我和弟弟上班。玻璃厂有三个门，有的门卫看他带着孩子，经常不让进，他就绕到别的门进去。时间久了，厂里的门卫都认识了这个带孩子上班的男人，在他进门时常说一句“要斗私批修呵”，来刺激他一下。

等我稍大一些后，父亲把我送到郊区的爷爷奶奶家。

爷爷走路时，腰是弯着的，那是接近90度的弯曲。我问父亲：“爷爷的腰是不是给地主做长工时累成这样的？”那个年代的电影里常有这样的情节。父亲说：“不是，爷爷年轻时家里穷，他用扁担挑着面粉去赶集，回家后把换来的麦子磨成面粉，再去赶集。每天挑着很重的担子赚钱生活，时间久了，腰就弯成这样了。”

爷爷家有两孔窑洞，一孔自己住，一孔给我大伯住。有天早上，奶奶盛好饭，让我坐在窑洞前的凳子上吃。当时院子里堆满了刚刚收获的玉米，爷爷对站在院子里的大儿子说：“宣立（我大伯的名字），你帮我把这些玉米扛到窑洞上的场里晒晒。”我大伯说了一句他没工夫，就走开了。爷爷开始自己装玉米。当爷爷背着一个大麻袋，身体弯成近90度，从正在吃饭的我面前走过时，那场景让我惊呆了。别人是用肩膀扛东西，爷爷是用腰扛东西，装着玉米棒子的大麻袋，像一座山压在他身上。

我放下饭碗，不作声地跟在爷爷身后。我知道他还要爬一个约30度、长近20米的土坡，才能把玉米运到我们住的窑洞上面。我跟在后面，看爷爷把麻袋放下了，我拉着他的手问：“为什么大伯不帮你把玉米扛上来？”爷爷笑笑说：“分家了，他地里有活干，顾不上了。”

奶奶虽然没有文化，却是一个聪慧善良的人。她住的窑洞只有一个门，为了屋里亮一些，就在门旁挖了扇窗，找了些胶布作遮挡，常会漏风漏雨，冬天还得用砖头再砌起来御寒。我问奶奶：“我爸爸就在玻璃厂上班，让他从厂里拿一块玻璃回来装上，不就可以了吗？”奶奶说：“孩子，我们马家人不能随便拿公家的东西，这和偷人家东西一样不道德。”我于是跟奶奶说：“等我上班后，第一个月挣的工资，就去给你买一块玻璃，装在窗户上，让太阳照进来。”那时我五六岁，在奶奶的窗户上装一块玻璃，成了我最大的愿望。

1972年春，奶奶去世了。那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没有实现对她的承诺。

同一年秋天，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的时候不是躺着的，父亲拿一床被子垫在他背后，爷爷就这样弯着腰，半坐在那儿，永远和我们告别了。

爷爷奶奶的墓地在焦枝铁路旁。每次坐火车路过那里，我都会到窗口去看望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墓地周围盖起了楼房。现在我坐火车路过时，再也看不到他们的墓地了。

我小时候非常调皮胆大，经常带着小伙伴们上房掏鸟蛋，下河抓鱼虾。有一次我爬上玻璃厂30米高的烟囱，被母亲发现。我坐在烟囱上，远远看见她往这边跑，立马下来，溜得不见踪影。为此，我没少挨父亲揍。父亲的教育方式很传统，“棍棒之下出孝子”“头悬梁锥刺骨”之类的话，他没少跟我讲。

我的一个小学老师经常来我家做家访，她每来一次，我都得挨父亲一次揍。班上还有一个跟我家一样穷的孩子，他也经常因为老师家访挨揍。那会儿，学校没有少先队，只有“红小兵”。除了我俩，班上其他同学都是“红小兵”。

1976年夏，我们小学毕业了。开完毕业典礼，老师把我和那个孩子叫到办公室：“我宣布，你们俩从今天起是‘红小兵’了。”当时学校里已经没有别人了，所以至今也只有三个人知道，我们俩也是“红小兵”。就这样，我小学毕业了。

我的中学老师里，有一位教英语的印尼华侨。有一次学校开运动会，要求男同学一律穿白衬衣、蓝裤子。那时候社会上流行“的确良”布料，很多同学都用这种布料做了白衬衣。父亲为省钱，用农村织的粗白布给我做了件衬衣，还用漂白粉漂白了。

这位华侨老师看到全班就我一个人穿了这样一件白衬衣，在冷嘲热讽后居然踢了我一脚，让我站在队伍的最后面。那一刻，我心理上受到了巨大打击，处于叛逆期的我，甚至想冲上去揍他一顿。

从那以后，我有了退学的想法。最后还是班主任谢老师做我父亲的工作，我才上完中学。

1983年，我中学毕业后，在玻璃厂的待业中心打工。当时有个朋友喜欢摄影，花700多块钱买了一台理光5相机，那时候我常和他骑车去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庙拍照。那年代不称“摄影”称“照相”，大家把照相馆的师傅也称为“照相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是用借来的相机拍出的。

1984年，我也花700多块钱，买了一台玛米亚单反相机，开始自己冲洗照片，在报刊上发表更多作品。1989年，因为没钱结婚，我把这台相机卖了。结婚两年后，我又买了人生中第二台相机：美能达700。

起初，我常在田间地头，还有车间里、马路上寻找题材，用镜头唤醒儿时记忆中的画面。慢慢地，对摄影的兴趣转换为内心深处的热爱。摄影开始成为我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我开始接触到一些摄影大师的作品：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 Bresson）、约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萨尔加多（Sebastião Salgado）……

有一天，我在《国家地理》杂志上看到一组“喜马拉雅采蜜人”的图片，心灵深处感到强烈的震撼——原来摄影师还能用如此罕见的视角，传播人类的生存精神！于是我决定，我也要做这样的摄影师。

我义无反顾地从工厂辞职。我相信自己完全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大量拍摄专题图片。一年时间里，我拍光了两千多个胶卷。

1992年，我和几个爱钻山沟的影友来到河南新安县峪里乡，发现这里都是石头盖的房子，人们还保持着原始的生活习惯。这里有血参、天麻、五灵脂等珍贵药材，都深藏在悬崖峭壁上。我认识了以采药为生的于青发，他和同伴们身系绳索，攀援在绝壁之上，出没于黄河两岸的大山之中。从1992年起至今，我每年都会和于青发他们进一次山。每次下悬崖拍摄时，他们都用碗口粗的绳子绑着我，并且总是他们先下我后下，极力保证我的安全。当时我就是想近距离拍出最真实的相片。一个摄影师想要有好作品，必须有直面生死的勇气。

为学习摄影和新闻写作，我先后读过几个学院的相关专业。1994年，我到河南经济日报社当起了摄影记者。后来，我又到河南法制报社做记者。十年间，我做了四家报社的记者。中国的变革很快，很多社会矛盾开始进入我的镜头，一些祈求正义的人也希望媒体给予他们更多关注，认为媒体是化解社会矛盾的一股力量。

刚开始做记者时，我很有正义感，但是在后来的工作中，发现自己的力量竟如此渺小。很多次，事实已调查清楚，报道也写出来了，却无法刊登。当老百姓跪在我面前，把我当成他们的救命恩人时，我的内心承受不起。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在中国，有些事情是我这样的摄影记者解决不了的。我开始寻找另一种记录方式。我的拍摄开始转向人文故事，记录常见的百姓生活场景。我希望观者能从这些本真而平凡的图片中，品味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有些题材和人，我一直跟拍了十多年。

从1984年有了自己的相机后，我就开始拍老三了。当时没想到以后会得到这么多关注。1989年，有些照片因无处存放，我就烧掉了，现在想想很是后悔。

2008年开始，老三“招妻”的故事开始在《读库》上发表，随后我收到了刘祥武的信，这个纪实影像专题延续到他身上，也是我没有料到的。老三是个老实巴交、逆来顺受的农民。刘祥武是个社会经验较多，固执地按自己的价值观和正义感生活的人，既愤世嫉俗，又渴望幸福安稳的家庭生活。

我一直希望能帮刘祥武改变现状，甚至答应帮他找老婆，但是很难。2013年12月2日，《西部招妻》完稿后，我又见到了他。不知他今后的路会怎样。我会一直关注老三和他。我想在我死之前，看看这个社会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变化。

2001年6月的一天，我在洛阳街头拍摄时，看到几个身背猴子的耍猴人在赶路，就对这群人产生了兴趣，想拍摄他们的生活。我来到河南新野县樊集乡冀湾村，打听耍猴人的事情，村民们却对我这个拿着相机的外来人非常警惕，经常答非所问。直到一年后，我才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人贩子经常将一些川皖等地的女子骗到这里贩卖，村里一些人也买了女人来做媳妇，他们是怕有人来暗访。此外，村里的养猴人常被有关部门以“保护动物”为名进行查处和罚款。所以，他们对陌生人格外警惕。

经人介绍，我认识了鲍湾村猴场老板张云尧，在他的引荐下，我才得以进入这个江湖耍猴人的群体。我拍耍猴人老杨时，他起初不信任我，直到我和他从襄樊扒火车到成都，然后又扒回来，他才开始跟我说心里话。刚到成都时，下起大雨，老杨他们在高架桥下找了个干的地方，把塑料布打开铺下，我们八个人在此过夜。为了我的安全，老杨他们睡觉时把我夹在中间。我的摄影包和相机装在编织袋里，枕在头下。

一路上，我都是和老杨一起吃饭。扒火车时，本来我有机会到车厢里睡觉，但是没去，留下来和老杨他们睡在敞篷车厢里。在老杨家里的时候，他跟我说晚上别走了，我就跟他们一起睡地铺，老杨觉得很有面子。老杨儿子结婚时，我专程去参加婚礼，送的彩礼也不薄。现在老杨有什么事都来和我商量。

老杨家里，也有着和老三、刘祥武类似的故事。老杨的媳妇是买来的，18岁时就被卖到这里。四川省公安厅的人曾来当地解救过一批被拐妇女，老杨的媳妇当时抱着半岁的孩子，最后决定留下。

2001年，《现代摄影》杂志的创办人李媚老师到河南来选图片，我打车带了50斤底片给她看。两天后，她告诉我：“你拍摄的是《国家地理》风格。”没想到，两年后，我进入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成为图片编辑和摄影师。

到《中国国家地理》之前，我的摄影作品属于纪实摄影，更倾向于情感表达。《中国国家地理》更多的是人文地理摄影，更偏重于报道发现，但和我的纪实摄影也有很大的关联性。我的镜头开始遍及大江南北，每到一处，我不仅仅是拍风光，更多的是拍摄当地人的生存状态。《中国国家地理》给了我一个更广阔的平台。

中国正处于大变革时期，有拍不完的题材，有许多正在发生、正在消失的事物。有一次，我要拍一个吸毒女，怎么谈都谈不成。当时有朋友给我出主意，说只要拿杜冷丁放在旁边，过一会儿吸毒女就忍不住了，要拍什么都会答应。我说那可不行，那就是诱导人家了。美国有个女摄影师在印度拍妓女，一开始那些妓女骂她，往她身上泼脏水。她还是坚持拍，跪在妓女的对面，妓女们觉得她们是平等的。三年后，这个摄影师走的时候，整街的妓女都来给她送行。

2009年，为拍摄《家当》系列作品，我来到西藏墨脱县，在珞巴人的村子里拍摄时，小腿被一条狗猛咬了一口，顿时鲜血直流。如果24小时内打不上狂犬疫苗，就有生命危险。解放军驻藏某部带着疫苗往墨脱赶，同时这边也叫了一辆车准备送我出去，只有这样，双方才能在有效时间内对接上。没有公路，送疫苗的车只能走石子路进来，这时偏偏又下起了雨，而接我的车也要两小时后才能到。我躺在村卫生室的床上，脑子里突然闪过了死亡的念头。我问自己：“我值得为此而死吗？今天会不会是我拍下最后一张照片的日子？”

包扎好伤口后，我离开卫生室，继续开始拍摄《家当》。村里的干部不解地问：“你真不要命了吗？”

当然，最后化险为夷。

我从事摄影已经快30年了。在这近30年时间里，我的镜头从来没有说谎。

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通过一个很小的视角去表现社会。现在回头看我当年拍摄的作品，就像看到自己孩子的成长过程，这种心情是很微妙的。

虽然摄影创作是艰苦的，但我从未感觉到精神上的疲倦。我喜欢这样的职业生活。谢谢柴静、杨锦麟、张立宪这些朋友的陪伴，还有我的同事们的鼓励。尤其要感谢家人默默的支持。

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想从事摄影教育工作。我还想把我收藏的那些有价值的照片捐献给社会，让更多人了解摄影，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过程。我感觉这些工作也是很美好的，我会逐一去实现。

2014年春于北京

老三的故事：寻找幸福完整的生活

镜头中的老三

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1971年开始上小学，那时候没什么玩具，许多十来岁的孩子闲着没事，就四处游荡、结伙打架。

我从小调皮胆大，经常带着弟弟爬高上低。当“孩子王”的我，带着一群孩子到处惹是生非，所以，每到学校放暑假，母亲就让我和弟弟跟她一起到单位上班。

母亲上班的地方是玻璃厂的木板仓库，方圆1000多米，到处堆满了来自东北的木材。母亲干活儿的时候，我和弟弟在很大的露天木板库房里到处跑着玩；母亲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她旁边，听大人们聊天、说笑话。

母亲班上有个女工，是四川人。其他工人都是当地口音，唯有她说话是与众不同的四川口音，所以我和弟弟记得特别清楚。

大家时不时拿她开玩笑，说她跟了一个“大丈夫”。后来，我逐渐在大人们的说笑中，知道她是她丈夫用20斤全国粮票从四川换来的媳妇。那时我对这种事很不明白，后来长大了，才知道这种“买”媳妇的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那年代，穷人家的姑娘嫁人，就是为了摆脱饥饿和贫穷。“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要嫁就要嫁铁路”，“军人是最吃香的对象”，等等，这些在当时都是很流行、很现实的口号。

20世纪80年代初，我刚开始学摄影时，生活中也真实地发生过这样一幕，使我想起母亲单位那个四川女人。于是，我就按当时对摄影的理解，记录下这样的一幕幕。

此后七八年里，我镜头中的老三——一个残疾男子，为娶媳妇，和很多女子见面相亲，八年中先后娶过四个女人，这些女人和他结婚又离婚。其中一个假装嫁给他，骗了他20000块钱。2006年年初，他又“买”了个媳妇，并生了个女儿。这个女人至今和他生活在一起……

他很有钱吗？没有。从1997年开始，父母为给他娶媳妇，先后花去近十万元……

他是一个从小就患有小儿麻痹症的残疾人。

由于和老三家有一点亲缘关系，我得以近距离地拍摄他长达数年。从一次次坎坷离奇的相亲、“招妻”经历中，我感受到婚姻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是多么重要，看到了一个残疾人对婚姻的无奈，以及一些特定环境里人的生存状态，看到了心酸、无奈、幸福、悲观交织在一起的扭曲人生，以及试图改变命运的奇特行为方式。

1997年夏，患有小儿麻痹症的老三在家里。

第一次娶媳妇的痛苦

郑民一家人生活在河南省洛阳市郊区，父母都是农民，在当地靠种菜生活。3岁时，他得了小儿麻痹症。那时候没有好的医疗条件，没能及时医治，长大后，他的左手和左腿都留下了残疾，行动不便。他在兄弟几个中排行老三，所以家里人都习惯叫他“老三”。

老三十八九岁时，母亲便开始给他物色对象，说是家在农村又身有残疾，不好找，得提前给他找。那时母亲可能也没想到，家里积攒了十几年的心血，最后都用在了给老三四处奔波找媳妇上。

1998年起，我开始跟着老三到很多地方去见姑娘，去相亲，去拍照片，没想到这一拍就是十几年，走了许多村庄，见过的姑娘有二三十个之多，但没有一个能看上老三的。

1998年冬天，说媒的人在不远的村子里，给老三介绍了一个从小得过脑膜炎、留有后遗症的“憨姑娘”。刚开始，老三并不答应这门亲事，但是禁不住家人和媒人劝说，在和“憨姑娘”见了几次后，欢欢喜喜把她娶进了门。

老三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有智力障碍的媳妇从进门的那天晚上起，怎么也不愿意和他上床睡觉。还没有弄明白结婚是怎么回事，对性事也不甚了解的老三，一个月后才吞吞吐吐地将此事告诉母亲和嫂子。满心欢喜的一家人，心里一下子凉了下来。

一家人问明白老三的详细情况后，开始为他想办法，让大嫂子找“憨媳妇”做工作，又找了新婚的性知识书籍给老三“补习”。就这样过去了一个月，还是没什么效果。每到晚上，“憨媳妇”就穿着衣服睡在外面的沙发上，仍然不和老三同床。

残疾的老三拿这个新媳妇没办法。无奈之下，老三的大嫂找到了新媳妇的母亲。丈母娘听完情况后，把女儿接回家住了一些日子，对女儿进行开导。哪知“憨媳妇”回到婆家后，还是那样。最后，娘家人只好放出话来：“人都给你家了，你们爱怎样就怎样吧。”那意思很明白，这种夫妻之事，别人怎能手把手来教。

这时候，有人给老三出主意，让他去买些安眠药，放到媳妇的饭碗里让她吃，生米做成熟饭，媳妇也就就范了。晚上，老三把买来的三片安眠药放到媳妇的汤碗里，看着她喝下。谁知，夜里这姑娘还和白天一样清醒。

第二天晚上，老三把药量加大到九片，放入饮料中让媳妇喝下。也不知这药是假的，还是药效对这个得过脑膜炎的媳妇不起作用，最后用了十几片安眠药，竟然都不起作用，“憨媳妇”依然清醒地和衣睡在沙发上。老三每次夜里起来想把她拉到床上，都被她给挡了回去。后来，婆家人又请来村里的大夫，为其配制了“三步倒”蒙汗药，结果还是不起作用。

村里有人说起了闲话，说老三是个性无能，一个大男人居然睡不了媳妇。甚至有人给他出主意，说用绳子把媳妇捆起来，再把她给睡了。这个主意最后被老三的母亲否决了。老三母亲是个善良的女人，她不愿看到这样的场面发生在自己家里。

就这样，在反复对峙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后，精神极其痛苦的老三终于提出了离婚。既然是老三先提出离婚，自然得出些钱给女方，家里的财产多数也得给女方。说是财产，实际上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电视机、洗衣机都归了女方，剩下一个柜子、一张床和几条被子归老三。这些是他们结婚时的全部家当。

母亲和老三去河南叶县相亲。那时母亲也没想到，家里积攒了十几年的心血，最后都用在了四处奔波找媳妇上。

1998年冬，第一次娶媳妇时的老三。

老三一大早准备去接新娘。

“憨姑娘”在婚礼上。

老三禁不住家人和媒人劝说，把“憨姑娘”娶进了家门。

老三和新娘家人合影。

老三一家人合影。

“憨媳妇”睡在沙发上，不和老三同床。

老三在菜地里看性知识书。

老三的母亲在给“憨媳妇”上课。

老三把安眠药加大到九片，放入饮料中让媳妇喝下。

到宁夏去找个老婆

一年之后，2000年冬天，从宁夏嫁到洛阳市新安县农村的聪梅，也给老三当起了媒人，说只要肯花钱，到宁夏去，保证给老三娶个媳妇。

已经60多岁的老三母亲动了心，决定花钱给老三娶个媳妇回来。于是，我们便由这个当地媒人领着，一年当中先后三次前往宁夏“招媳妇”。最后的结局，连我都没有想到。

2000年11月1日下午三点半，我们一行五人，在聪梅的带领下，从洛阳登上了上海开往银川的1397次列车。同去的还有老三的小姨、妹夫。我作为一个局外人，经过他们同意后，自费进行跟踪拍摄。在此之前，我不知道他们要去什么地方。没有上过学的聪梅只说要去宁夏，我还以为就是到银川，看到他们买的车票，才知道是去固原，那里离银川还很远。

我上了车，被乘警安排到卧铺车厢。当时我在河南法制报社做记者，所以他们想让我去，也是考虑到在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万一有什么事，也好有个“靠山”。

经过16个小时的旅行，11月2日早上6点多，我们到达宁夏固原县。后来我才知道，固原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是宁夏“西海固”（西吉、海原、固原统称“西海固”）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海固”地区自然条件极差，交通不便，曾有文人用“苦瘠甲天下”来形容这一地区，当地很多人的生活仅能维持温饱。

固原县城依山坡而建，冬日早晨的阳光给县城罩上了一片金色，可周围的山上却是光秃秃的，眼前的景色一片荒凉。

一大早没有长途汽车，我们就在县城一条河边一直等。我始终不知道我们要去哪儿，聪梅的地方口音我也听不清。他们为了省钱，不想租车。坐了一夜火车，加上肚子里没有食物，我感到寒冷异常。在我的反复劝说下，大家才到县城的集市上买了点熟肉。等了三个小时后，我们才坐上车。

跑了30多公里，我们在一个岔口下车。上车时说好每人六块钱，下车时四个人一共给了司机30块钱（我的车费单付），司机居然耍赖，不想找回六块钱。聪梅就抓着司机不让他走，大有拼命的势头，司机一看惹不起，不得不找回六块钱开车走了。我以为这就到了，聪梅却告诉我，还要再走一阵儿才能到。没想到这一走，就走了将近三个小时，估计有20公里左右。

2000年11月1日，我们和满怀希望的老三登上了开往银川的1397次列车。

2000年11月2日晨，固原县城。

2000年11月，固原县城里的台球桌，五毛钱一局。

等候开往聪梅娘家的长途车。

“收养”孩子的老媒婆

下午2点多，我们终于到了聪梅的娘家——大湾乡绿塬村，她母亲一路小跑到村口来接我们，看样子知道我们今天到。

一路上，我本想找辆三轮车坐，可聪梅告诉我，她们这里即使有三轮车来载人运输，也不会有人愿意掏一元钱来坐车，这一元钱可以用来买些洗衣粉等生活用品。到了她家，我才明白她说这句话的意思。她家的被子居然多年没有洗过，脏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聪梅的母亲70多岁，是个1.5米多高的小个子老太太，人看起来很精明。对于我的到来，她很在意，不时地打量我。

交谈中，我才知道聪梅母女俩都给人做媒。聪梅也是在17岁时，被老太太以12000元的彩礼钱为条件，嫁给了大她30多岁的男人做媳妇。出嫁后，由于她和男人的年龄相差太大，村里人都开玩笑说她是男人的闺女。可即便如此，因为河南的生活环境比这里好很多，她还是愿意跟着她的老男人过下去，而且已经生儿育女。

聪梅的老家只有三间房，三间房连在一起。一间砖房，住着她的哥哥、嫂嫂和他们的孩子；一间大土房，住着老太太和三个孩子；小土房有十来平方米，里面有个地炕和一些杂物。后来的几天，我和老三就住在这个小土房里。聪梅的父亲已去世多年，哥哥是个很老实的中年人，说话结巴，一看外表，就知道在家里家外都是个容易被欺负的人。

在她家，看不出有什么值钱的家当。村子四周是光秃秃的山，一看就知道这里缺少绿色，缺少水，更缺少经济来源。给我的感觉，这里的人能生存下来就很顽强了。

聪梅的哥哥告诉我，这里的条件很差，种点薄地，一年能收300斤麦子已是大丰收。就是在自然条件这样恶劣的地方，他们种的每亩地当时还需要上交土地税七块钱，而且一次要交足30年的钱，公粮每亩三块八，无论丰年灾年都得交。当地种得最多的是土豆，大个的土豆每斤可卖一毛四分钱，小的才卖七分钱，主食和菜也主要是土豆。把土豆切成丝，拌上面，蒸着吃，炒着吃，放到火里烤着吃，做饭的时候放到锅里煮着吃……

由于收入微薄，当地人宁可走上十里路，也要省下一元钱的车费。所以，这里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很多人家里的衣被多年不洗，卫生条件极差。聪梅娘家的被褥都是黑的。我问她为什么不洗，她说买一袋洗衣粉要花一块多钱，省下这一两块钱，就可以去买些油盐酱醋。

下午快3点时，家里回来了一个小男孩，一进门就管老太太叫奶奶。这小孩十岁左右，是老太太的孙子，他一进屋，看到大人们在说话，就小心翼翼地蹲在炕头，伸手往炕下摸着什么，然后拿出一片泡菜叶子，很兴奋地放到嘴里就吃。老太太发现后，用手指点着他的头，骂他贪吃，孩子辩解说“我饿了”。其他两个孩子看到了，也喊着要吃，老太太哄着他们，说那是留着以后慢慢吃的，要省着吃才行。在这里，一片泡菜叶子，对孩子们来说都是奢侈的小吃。

老太太家里，还有个一岁的男娃和一个12岁的丫头。小丫头管老太太叫妈妈。这么老的妇人还能再生孩子？我觉得很奇怪。熟悉了几天后，我问老太太：“这是你生的孩子吗？”她这才告诉我，这两个孩子都是她花钱买来“收养”的，女孩花了300块钱，男孩花了200多块。他们都是刚满三个月的时候被她收养的。

两个孩子都死了母亲，他们的父亲又都有了三个以上的孩子，而且还要再娶媳妇。他们太小不好带，于是老太太就花两三百元，将他们“买”回家来养着。等他们长大了，要是有人领养的话，就要向老太太支付一笔数额不小的抚养费。虽说生活艰辛，却先后收养过七个这样的孩子。再过几年，这个12岁的小丫头长大了，给她找个婆家，就能赚到一笔万元以上的彩礼。

老太太面带笑容，平静地说着。我没想到，在这样极其贫困的地区，善良的心与金钱的诱惑，这么自然地结合在人们的生活里，而且那么平静。

到了饿得难受的时候，我们才吃上午饭。这里的人为了省钱，一天只吃两顿饭。老太太给我们做的午饭，是当地人常吃的水煮揪面皮和炒土豆丝，这也是他们一日两餐不变的主食。很多时候，过节也不一定能吃上一次肉。

我们去那里之前，聪梅就告诉我们要带点吃的，说她们家那里很穷，怕我们吃不了那里的饭。于是，来之前，老三家里人特地买了20多斤挂面，再加上我们在固原等车时买的一些熟肉，准备到他们家里做饭吃。这些东西被老太太收起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到过。

下午2点多，我们终于到了聪梅的娘家。

固原县大湾乡绿塬村。

这个一岁的男孩，是老媒婆花了200多块钱买来“收养”的。

这个女孩12岁，以后给她找个婆家，就能赚一笔万元以上的彩礼。

第一次“招妻”

吃完饭，聪梅母女只让我和老三跟她们去女方家相亲，对其他人说这次只是先去看看，明天再让他们一起去。

一路上，老太太告诉我，我们要相亲的这女孩叫二妞，是她一个远房亲戚的孙女，年方十八，从未上过学，家境贫寒，有妹妹、哥哥、弟弟共四人。

我们走了近两个小时，才来到一个山脚下的村子里。走进一户用土夯成围墙的院子，里面有三间土房，只有一个小男孩在家，是二妞的弟弟，他穿着一件中山装，显然是大人的衣服。老太太让男孩去地里找他家人回来。

屋里四处透风，风从门缝刮进来时呼呼作响，让我坐立不安，家里有一个老人在炕上。这里的冬季比较寒冷，多数人家都围在火炕上取暖。

一直等到天快黑的时候，一家人才拉着架子车回来。他们是在地里收土豆。这个季节正是收土豆的时候。大概是刚从地里干活回来的原因，二妞全身粘了很多黄土。二妞的父亲是个敦实的庄稼汉，二妞的长相和性格有些像她父亲。二妞的母亲一只眼睛有点斜视。

坐下后，聪梅母女忙着向二妞的父母介绍男方情况。俗话说：“是媒不是媒，全靠媒婆的嘴。”老太太真是能说，把老三说得跟没什么毛病似的，说老三家居住的地方是个蔬菜种植区，那里不缺水，而且经常有肉吃，住的是红砖盖的三层楼房，条件可比这里好得多，二妞要是嫁过去肯定不会受苦受罪。

经过简单的交流，女方父母算是初步同意了这门亲事，说老三的家人第二天就可以正式来上门相亲，至于彩礼钱要多少，到时再一起谈。

我们摸黑回到聪梅家。大概是心情高兴吧，十几里的山路，老媒婆一点也不觉得累，走起路来一溜小跑。要是说成了这门亲事，聪梅母女每人能赚600块钱。

晚上，一家人正在商量明天去相亲的事，聪梅的哥哥过来借钱。他说家里准备盖房，妹妹现在嫁到河南，是有钱人了，向她借钱盖房最合适。

聪梅听后，数落哥哥道：“这肯定不是你的主意，肯定是你老婆的主意。我现在哪有钱给你们盖房？我家里也有孩子要养。你们没钱，过着这样的穷日子，还生了仨孩子。我的钱都是我男人拿着，从来就不给我。”

哥哥碰了一鼻子灰，回到自己屋里。我们听见屋里传出来女人不客气的数落声，但是没听他吭一声。

在这里，花1000块钱就可以盖一间30平方米的砖土混合房。砖土混合房就是下面用砖，砖上再用土做干打垒墙，盖这样的房子能省不少钱。

聪梅哥哥有三个孩子，在这里，生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相当普遍，而且女孩受教育的机会很少，很多女孩没进过校园，百分之六七十的女孩没有文化。能上学的女孩，最多也就上到小学三四年级便辍学了。

晚上睡觉时，聪梅给我找来一床稍微干净点的被子。我问：“你能不能去别人家给我租条干净的被子？”她说：“这村里没听说过谁家租被子的，而且这已经是很好的了。”

等我上了火炕，掀开铺在下面的毛毡，才看到里面有不少虱子。我只好脱光衣服，把衣服用绳子吊起来再睡。早上起来后，先把身子检查一下再穿衣服。

这里一天只吃两顿饭，所以早饭到9点多才吃。第二天我们出发时，已经是10点多了，快12点才赶到二妞家。

二妞家显然已经做好了迎接的准备。二妞的大娘、大伯、嫂子等，也在等待新女婿登门相亲。双方家人一直谈到下午。这期间，老三看上了前来看他的二妞的嫂子，问家人能不能给他说说，后来才知道闹了个大笑话。

两家人在彩礼问题上一度出现对峙局面。聪梅和她妈赶紧从中调和。最后，彩礼的价格从15000元降到13000元，外加100元户口迁移费。看来，这场婚事算是谈成了。老三单独给了二妞300块钱做见面礼。

二妞的父亲说现正值土豆收获季节，建议把婚事往后推一推，双方商定十天后来娶亲。要成亲家了，大家看起来都比较开心，女孩一家人蒸了馒头，炒了土豆丝招待大家吃饭。

晚上，大家回到聪梅家，对她们母女表示感谢，说这门亲事成了后，要多给她们一些费用。

第一次“招妻”似乎就成功了。11月4日早上，我们准备返回洛阳，走到村口时，碰到聪梅的表弟，他问清我们的来历后说：“你们错了，这事应该趁热打铁。你们回去再来，不怕事情有变？要是再给你们加钱咋办？”

这说好的事，真能变吗？大家怀着希望，又带着一丝担忧，回到了洛阳。

回到洛阳的第二天，二妞家里便打来电话，说让尽快去固原娶亲。大家商量了一下，做出一个决定，就是先把人接到老三家里，再给女方彩礼钱，以免人财两空。

聪梅母女只让我和老三跟她们去相亲，说第二天再让其他人一起去。

相亲路上遇到的当地小孩。

二妞所在的村子严重缺水，这个水塘是村民们的水源。

二妞家就在这户用土夯成围墙的院子里，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

二妞的弟弟穿着一件中山装，显然是大人的衣服。

一直等到天快黑的时候，二妞才从地里干活回来。

老媒婆在向二妞的父亲提亲。

二妞家的厨房。

二妞母亲招待提亲的人吃饭。

二妞和老三单独见面。

老三给了二妞300块钱做见面礼。

翻云覆雨的老媒婆

2000年11月9日下午，我与老三、聪梅再次登上1397次列车。11日到固原后，下午就和聪梅母女赶到了二妞家。

当天刮着五六级大风，干冷异常，二妞家还是只有弟弟在火炕上盖着被子取暖。等待中，我们几个也被冻得受不了，只好到火炕上，挤在一起取暖。谁也不说话，心里揣摩着婚事是不是真的会出现变化，气氛已经没有上次来时热烈了。

一直等到下午5点多，二妞的父母才赶集回来。聪梅母女和二妞的父亲坐在火炕上，用方言商谈二人的婚事。他们想让我们听明白时，才说带有方言痕迹的普通话。

我走南闯北惯了，虽然听不懂他们的方言，但从他们的表情看得出他们是想多加钱。二妞父亲的表情有些愧疚，而老太太很坚持。果然，不一会儿，聪梅的母亲便告诉我们，二妞家人要再加600元请客钱。按当地习俗，招待客人本应由女方家出钱，再要这笔钱，显然是为了得到更多彩礼钱。

我当时就看出，这钱其实是老媒婆自己想要，不过是找借口要老三家出。我们如果出了这笔钱，他会不会再要挟着让出别的钱？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老媒婆和二妞的家人摆出拒不让步的架势：要是不给钱，姑娘就不嫁了。

局面一时僵持下来，一行人都心中不快，连夜赶回聪梅家。一路上，聪梅母女用方言争论着什么，我看得出，女儿显然是在对母亲的做法表示不满。

回到聪梅家里，我们感觉这场婚事肯定出了问题。说话间，聪梅的哥哥来到我们屋里，直言不讳地说，他看不惯他妈那种要不到钱宁可搅黄别人婚事的做法，让我们赶紧想办法。这时我们才确信，这场婚事的主角其实是聪梅的妈，二妞家里要加的钱，就是聪梅的妈自己想要的。

我们商量后，找来老媒婆，自然是好话说尽。聪梅的哥哥说，他愿意明天和母亲一起，再去二妞家做说客，只要母亲不坚持加钱，这场婚事应该没什么问题。他这么一说，老三家里人也只能说再试试看了。

11月12日，一大早，高原上刮起了五六级大风，风扫着屋子外面的大地，呜呜直响。由于老媒婆不让我们跟着去，大家只好坐在她家的火炕上，盖着那床脏被子，一边饿着肚子取暖，一边等消息。

一直等到下午2点，聪梅母女和儿子才回来，告诉我们：“二妞家同意再减去200元，给400元就行，明天上午你们带着二妞去集市上买衣服，后天请客，大后天你们就可以把媳妇娶回家了。”总算是做出了让步，大家紧张的心情稍微放松下来。

11月13日一大早，我们便催着聪梅赶紧上路。今天老媒婆不用再跟着我们去了，聪梅成了小媒婆。早上她还特意梳妆打扮了一番，用蘸了肥皂水的梳子把头发梳得溜光。这条十几里的山路，我们已经来回走了六次。田里都是收土豆的人。

到二妞家已经10点多了。二妞也梳妆打扮了一下，泛黄的头发好像焗了黑色的油，穿上了新衣服迎接我们。二妞的母亲很热情，非要我们吃完午饭再上集市买衣服。谁也没想到，又有一场风波在等着想赶快娶到媳妇的老三一家。

吃完午饭，二妞的母亲让二妞去把嫂子叫过来，一同去集市给二妞买衣服。就在大家准备出门时，二妞的大娘（伯母）在村口堵住二妞的母亲，大骂起来：“你们家姑娘要嫁人也不告诉长辈一下啊！一家人老少都不知礼数，没有尊卑教养！”

被骂急的二妞母亲和她嫂子对骂起来，最后两人大打出手，年龄较大的嫂子被打倒在地。看到自己的母亲吃亏，嫂子家的儿女齐上阵，最后追到二妞家里，将二妞的母亲打翻在地。二妞的母亲脸上流血不止。

我们帮谁都不合适，只好束手无策地看着他们打架。这种状况，怎么可能再去买衣服？亲事也再度被搁到了一边。我们了无兴致地又回到聪梅家里等待。

第三天，老媒婆一早就去二妞家说婚事，下午回来后告诉我们：“二妞的家人说了，你们想结婚可以，条件是将10000块现金先付了，等在村里请完客，过三天后，你们才可以把媳妇带走。要是不付钱，这婚事就不谈了。”

面对如此反复无常的要求，老三一家人既生气又没主意。大概是贫穷，使得这些人说话失去了基本的诚信。老三和家人担心，要是在这里把10000块钱给了二妞家，他们会不会再加码要钱？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在这里，信誉和金钱，哪一个更重要？做人的标准是什么？这里的人穷怕了，他们首先想要的就是钱。

第四天晚上，我们又和老媒婆一起到二妞家去，试着说服她的父母。可是每次谈到钱的时候，老媒婆就会改用当地方言，不让我们听懂他们的话。我从二妞父母脸上看出一种无奈。

一直说到晚上，老媒婆传出的话是“先交钱，再带着二妞回洛阳”。老三家人的条件是：二妞家人跟着一起去洛阳，到了就付给他们钱，然后再举行婚礼。一直说到晚上，双方都互不让步。

看到交涉不成，老三的家人只好告诉他们，如果还是坚持要钱的话，这婚事就算了，我们就只好走了。

当我们要走的时候，村里的一个电工把我们拦住了，说他是二妞的表哥，并拿出他在镇上给二妞开好的结婚证明给我们看。这家人其实已经答应了这门亲事，只是老媒婆一直从中作梗，目的就是想加上那600块钱。这时候，老三家人已经到了愤怒的地步，坚决不同意再加钱。

我们摸黑往回走，大家心情坏极了。老媒婆一句话也不说，只顾低头走路。过一个山沟时，我为了发泄一下心里的怒气，突然大吼一声：“狼！”差点把正在闷头走路的老媒婆吓得坐在地上。看得出，她正在心里打主意。

晚上10点多，聪梅慌慌张张来到我们屋里说：“你们还是快躲躲吧，‘马奶子’来了！”我问她“马奶子”是谁，她说是这儿乡政府的一个电工。我说：“一个电工有什么可怕的？”她说这里的人只要是在乡里工作，就有很大的权力，搞不好会把我们抓起来。我说：“不会吧？”她说：“你们不走我要先躲躲了，我妈和家里人都已经跑了，你要是不走就看着家吧。”说完，她就跑到黑黢黢的门外去了。

等了一会儿，我出来一看，果然她们家一个人都不在了。我出大门看时才发现，连周围邻居家的灯都灭了。我心想，不会这样吧，乡里一个电工来，就跟“鬼子进村”一样可怕吗？

我只好回到屋里，一个人坐在火炕上，盖着被子取暖。一会儿，听见院子里有人进来，先是敲了别的门，后来到了我这个房间门口。门一开，进来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年轻人，我一看，是今天在村里把我们拦住，让我们看结婚证明的那个电工——女孩的表哥。

他一进来，就坐在火炕边上，又拿出那个他在乡政府给他表妹开的结婚证明给我看，跟我说：“看得出你是文化人，这是我妹妹的结婚证明，你们回家拿着这个，就可以办结婚手续了。”

他这么晚来的目的，还是想促成这门亲事。他继续说：“加600块钱，是老媒婆在暗中驱使，其实我们家人还是希望这门亲事能成的。但是老媒婆也是这里的人，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她坚持加钱，我们不能不加。这点面子还是要给她的，你们就别在乎这600块钱了，给她这点钱，你们这亲事也就算是定了。”

我说：“这事也不是我说了算，而且即使我们加了钱，你们要是再说话不算数，那可怎么办？”

和他谈到夜里11点多，老三家人就是不同意加这600块钱，并告诉他已经准备放弃这门婚事了。最后，他只好无奈地离去。他走后，聪梅一家老小和一些邻居才陆续回来，围着我问：“他给你发火没有，你没有怕他吗？”

第二天下起了大雪，一大早，我还没起床，就听到隔壁老太太屋里传来打骂声。等我穿上衣服，赶到隔壁一看，老媒婆倒在地上，二妞的母亲一脸怒气，边骂边准备打老媒婆。老媒婆想爬起来，二妞的母亲上前就用手抽她，边打边骂。聪梅在一边劝架。

看我进来，二妞的母亲对我说：“为什么说话不算话，说好的婚事怎么能不办？”我无法回答。二妞的母亲大声骂老媒婆不是人，坏了她家女儿的好事和名声，说：“本来已经答应人家了，你却非要暗地里再加600块给自个儿，加上人家给你的600块，你就要了1200块，现在全村人都知道人家不要我家女儿了，让我女儿以后还怎么嫁人……”最后，二妞的母亲在村里到处谩骂，搞得全村人都知道了这件事。

二妞的母亲在村里骂够了就走了。下午老媒婆又来到我们屋里，说她要再介绍一个本村女孩给老三，是个有文化的姑娘，下午就安排见面。一家人为了老三的婚事，已经被老媒婆牵着鼻子走了，只好继续听她的。

这个女孩叫云云，家人要彩礼16000元，这样要价是因为她上过初中。没想到原本心灰意冷的老三居然看上了人家，家里也不愿意再这样折腾下去了，便答应下来，当天就给了这个云云1000元见面礼。但是第二天早上，云云的哥哥又把这1000元给退了回来，说是不愿意妹妹嫁那么远。是真的不愿意嫁那么远，还是云云又不愿意了，我们也不得而知。

看到老三的婚事又黄了，聪梅说，不依靠她妈，她也能再给老三介绍个媳妇。

二妞的头发焗了油，和第一次见到时黄毛丫头的样子很不同了。

云云上过初中，家人因此要彩礼16000元。

云云的哥哥说不愿意让她嫁那么远。

说好的亲事又黄了

早上起来，聪梅说带着我们去开城乡转转，她的一个姨妈在那儿，会想办法再给老三介绍对象，但是她姨妈和她妈不合，我们得偷偷去，不能让她妈知道。

聪梅的姨妈住在开城乡一条公路边。老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小儿子马玉仓和媳妇跟老人住在一起。马玉仓给老三当起了媒人。聪梅的姨妈听说老三娶媳妇的事被她姐姐给搅黄时，就大骂姐姐做事太有心计，赚不到钱宁可坏人家的亲事，还说她们姐妹之间已经很多年不来往了。

我们去的那天下午，马玉仓就找来一个只有16岁、名叫云霞的姑娘，让老三看。

云霞是和她父亲一起来的。她父亲是个独臂老人。老人说，他的胳膊是20世纪60年代给公社修水利设施时被砸断的，后来截肢了。云霞七八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我们坐下来后，马玉仓把老三的情况介绍了一下，并一再强调老三生活能自理，虽说手脚有些残疾，但在家里、地里干活都不耽误。看到老三，云霞的父亲也没说什么，就让两个孩子在一起单独见见面。

老三和云霞见面的地点，就在堆满粮食的一间土屋里。云霞显出孩子般的单纯局促。大冬天里，她和父亲都穿得很单薄。从她父亲的谈话中，我得知父女俩生活异常艰辛，云霞很想早些离开家，好给家里减轻负担。

她看着老三残疾的样子，眼神很是矛盾，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怎样，一句话也没跟老三说。媒人问她愿不愿意的时候，她就对她爸说：“大（父亲），你说咋办就咋办。”

交谈当中，老人说他们家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想给女儿找一个好的婆家，要是婆家能容忍他，他也随着女儿一起过去住，那最好。

后来，我们跟老三家人通电话，把这些情况说明后，善良的老三母亲说：“这条件没什么不可以的，他来也能照顾一下家里，不是什么坏事，就答应吧。”于是，这门亲事基本上就算是定下来了。

云霞家要的彩礼一共是13000元。老三看来也没什么不愿意的，还和云霞的父亲聊得很是开心。相亲娶媳妇的遭遇可能已经让他麻木了许多，人家只要愿意，他就不说什么了。于是，我们就让老三留在开城乡，我和聪梅一起回她家拿东西，第二天再来。

我和聪梅租了一辆很破旧的“北京212”吉普车，回到了大湾乡绿塬村。到聪梅母亲家，已经天黑了。起初，老媒婆并不知道我们去了哪里。夜里9点多，不知她怎么知道我们是去她妹妹那里说媒去了，而且已经说好了一个姑娘。看到赚不着钱了，老太太一怒之下，把我和她女儿赶了出来。

大冬天的走出村子，我才知道情况危险。这么黑的天，我们怎么能走到开城乡？回去又是不可能的。我这个经常在外面跑的人，也觉得有些害怕了。我和聪梅硬着头皮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走上了公路。这条公路是开城乡通往六盘山的主要公路。

我原本以为在公路边就能拦到车，但很快就发现失算了。那两年，山里公路的治安不好，没有司机愿意拉路上的陌生人。何况是在深更半夜，任何司机都不会在他们觉得危险的路段停车。我是见车就伸手拦，可没有一个停下来的。我只好跟着聪梅，沿着公路往开城方向走。

路上，我说：“找一个村庄，给人家说说，住在人家家里吧。”聪梅毫不客气地说：“没有人会收留你的，这里的人深更半夜不会给你开门的。”她还告诉我，前面的路段就有劫路的，以前经常发生抢劫事件。

我不知道她说的“经常”指的是什么年代的情况，她都嫁出去这么多年了，真不知道她是不是故意吓我。但是这深更半夜的，两个人走在山里的公路上，两边都是山沟，万一遇到什么事怎么办？我心里一边琢磨着，一边四处寻找，看能不能找到一根棍子来防身。聪梅说：“你找不到的，山上有棍子也被拿回家烧火了。”

走到夜里3点钟，远处有三台手扶拖拉机开了过来。正好是上坡，拖拉机开不快，我就跑着跟司机说：“你把我捎到开城吧！”

司机看着我，一脸疑虑，他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把我捎到开城我给你钱。”眼看拖拉机就要下坡了，我也不管司机答不答应，一下从后面爬到拖拉机斗子里。好在这个拖拉机小，好爬。聪梅看我爬上去了，也赶紧跑过来爬上拖拉机。这时候，我心里才踏实了些。

到了开城乡，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我拿出50块钱给司机，他吓得不敢要，说：“我在这里捎人，没有人给过钱的。”我说你就拿着吧。

早上起来，云霞的父亲突然不答应这门婚事了。他说不想女儿再嫁给一个像他一样手脚不利落的人，那样女儿会受苦的。于是，他带着女儿要走。

马玉仓一听说云霞父亲反悔就不干了，两人在门外理论一番后吵了起来。他们用的都是当地方言，我也听不懂，没办法插嘴。最后马玉仓的儿子抓住老人，把他推翻在地。我站在一旁实在是看不过去，就上去拦住了他，让老人带着女儿离开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突如其来的变化？我们都感到莫名其妙，便问老三是怎么回事。老三说他昨晚和云霞的父亲住在一起，老人问了他很多家里的事情。老三就实话实说，告诉他家里准备搬迁，房子还没有盖好，菜地也被征用了。睡觉脱衣服时，老人还看了看他残疾的胳膊和腿。

之后，在开城乡的几天时间里，我们先后见了几个16岁到18岁的当地姑娘，结果均告失败。媒人都说老三的命硬，不好找媳妇。

11月20日，已经是第十天了，眼看介绍的婚事一个个都黄了，我便和老三踏着大雪赶回了固原县，乘坐凌晨2点钟的火车返回洛阳。第二次招亲失败而归。这次的路费和其他费用，加起来有三四千元。这对一个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过年时，老媒婆来洛阳新安县女儿家过年。老三家人去聪梅家，想见见老媒婆，和她理论一下。结果老媒婆自知理亏，把自己关在屋里，就是不出来见人。

聪梅带我们到她姨妈家，给老三介绍对象。

云霞16岁，父亲是个独臂老人。

云霞很想早些离开家，给家里减轻负担。

云霞看着老三残疾的样子，眼神很是矛盾，对她爸说：“大，你说咋办就咋办。”

云霞的父亲说，他不想女儿再嫁给一个像他一样手脚不利落的人。

老三又见了几个当地姑娘，结果均告失败，这个姑娘也没看上他。

找老婆咋这么难

2001年2月4日，立春。刚过完年，老三的母亲不顾自己视力不好，又带着儿子和本地另一个媒婆，第三次前往固原县，发誓这次一定要把媳妇娶回来。老三再说不到媳妇，还不被村里人笑话死。

这次他们先到固原县开城乡，还是住在聪梅姨妈家。为了能把这个媒说成，老三的母亲还和聪梅的姨妈结成了干姐妹。

2月12日，我刚从陕北回到家，就接到老三给我打来的电话，说这次媳妇已经基本说成，让我和他嫂子一起过去，准备把媳妇接回家。

2001年2月13日，我和老三的嫂子第三次登上了北上的1397次列车。早晨7点22分，列车到达固原车站。我租车赶到聪梅姨妈家，老三已经在那里等着了。这里还有一个开城乡当地的媒人，是个男的，长得精瘦，嘴皮子很是油滑，也是个无事就靠说媒赚钱的人。

在固原，下午2点，我和老三的嫂子租了辆车，急匆匆地赶到了一个叫“大疙瘩”的村庄。刚到村口，就看到老三的老母亲在焦急地向我们这边张望。

我们的车刚停在她身边，她就扒着车门泪流满面，对我们哇哇大哭：“这媳妇又说不成了！给人家掏了15000块钱，人家改天就要16000块，反复变化，说话不算数，你看这可咋办哩？上来三次了都没把媳妇娶回家，这要是回去了，村里人说起闲话来多丢人哪！”

安慰好老人，我们去找当地的两个媒人。这次说媒的一共是三个，两个女的，一个男的，男的就是我们在开城乡带来的那个。见到我们，他们就保证，只要答应掏15000元，女方家里他们还可再去说媒，而且保证说成。

事后才得知，这仨媒人看老人招媳妇心切，在向女方提亲时，有意多加了3000元媒钱，加上老三的母亲答应每人再给他们1000元，他们每个人都能挣到2000元。可在当地，说成一个媒，给媒人五六百块钱已经是不少的了。这三个媒人太贪心了。

在村里媒人家吃过午饭，已经是下午3点。我和老三的嫂子，还有这三个媒人一同去了姑娘家，老三和母亲在村口等消息。姑娘家就在村里不远的地方。这个叫银镯的姑娘，小时候脸上被开水烫伤过，留下了一块疤痕。老三考虑到自己也有残疾，能找一个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就不错了，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我们到了银镯家，他们一家人很是热情地在门口迎接我们。交谈中可以感觉到，银镯的父母和她本人都还是比较愿意接受这门亲事的。

我们没来时，谈的彩礼钱原本是12000元，老三的家人也接受了这个价钱。可是到下午，彩礼钱就涨到了15000元。经受过反复挫折的老三家人，也只好接受了这样的涨价。媒人看到老三一家人这么好说话，就再次加价，并且提出要一次付清现金，银镯才能跟老三回洛阳成亲。

我们的到来使得原本紧张的气氛缓和了很多。银镯的家人在交谈中都很坦诚，但是每当谈到价格时，当地的三个媒人就马上插言，改用我们听不懂的方言跟银镯的家人交代着什么，银镯的家人有时候也面露难色，可又看得出，他们不得不答应。

最后的价格，娶媳妇的彩礼加上这三个媒人的媒钱，共需20000多元。听到这样的条件，家里本不宽裕的老三母子心中起了疑虑，如果20000多元付给他们，他们再加价怎么办？到时人不跟着我们走，不嫁过来，岂不是人财两空？

此时天色已黑，老三母子在村口蹲着等候，我和嫂子决定再去银镯家说说看。我们提出：同意20000多元的条件，但是只能先付一半，人娶到洛阳后再付另一半。银镯家人和媒人却坚决不同意这种方式。

夜里10点多，看到这门亲事已经难成了，我们就起身准备告辞，告诉他们一家人说放弃这门亲事。看到我们真要走了，银镯家人突然起身，将屋门和院子门关起来说：“你们谁也走不成！你们看了我的姑娘，不要了就想走？统统扣下！”气氛一下紧张起来，我们被扣成“人质”了。

三个媒人此时都已经跑到屋外了，我和老三的嫂子被关在屋里不准出去。银镯的家人在门外对我们说：“要么把人娶走，要么付1500块钱精神损失费！”

我说：“天下哪有看女人就付精神损失费的道理？”

银镯父亲的理由是，这两天全村人都知道他家姑娘要远嫁洛阳，现在不要了，岂不在村里丢尽了人？！

在被扣了两个小时后，银镯的父亲和那个男媒人进屋来和我们谈判。我看得出，他还是想把女儿嫁到洛阳的，只是这个媒人在给他打岔。和聪梅的母亲一样，钱对这个媒人来说是最重要的。

最后，他们家人扣下老三的嫂子，让我去把老人和老三接回来商量娶亲之事，大有不把女儿娶走不许走人的架势。同时，银镯的父亲还派儿子跟着我，说如果我不回来，老三的嫂子就别想离开。

我和银镯的弟弟一起去找蹲在村口等我们的老三和他母亲。路上，银镯的弟弟告诉我，他们家多要的3000元是这三个媒人加的，他父亲和姐姐都很想谈成这门亲事，那样他姐姐就能摆脱这里的贫穷环境。迫于媒人的压力和面子，他们家人不得已才这么做，希望我能明白，不要怪罪他家人，最好把他姐姐娶走。这和我们第一次相亲的遭遇是一样的，这些媒人为了多要钱，真是不择手段。

我们到了村口，未见老三和他母亲，一直找到村外也不见他母子二人的身影。

老三的母亲眼睛有病，患有夜盲症，这时候已经是夜里12点了，这么黑的天，前面是30公里的山路，老人夜里什么也看不见，老三又是跛腿，身上带有上万元的现金，万一遇到不测怎么办？我感到事情不妙。

气愤之余，我返回银镯家，拿出我的记者证，向他们讲明利害关系，告诉他们，如果老太太发生意外，我将马上报警，一切后果由他们家人负责。

得知我的身份，他们才慌了神。银镯的父亲赶紧让他儿子找了辆三轮机动车，司机非要100块钱才答应送我们。

坐上三轮车，我们一行四人赶紧向村外追去，大约追了两公里，才看见他们母子二人站在野外拦车。看到车上是我们，老人又一次哭起来。原来，两个小时他们也没能走出两公里远，老人还掉到沟里一次，万幸的是没有摔伤。

借着车灯，我发现跟我们来的那个男媒人在和银镯的父亲说着什么。我说“开车”，准备扔下男媒人走人，他看到我们的车开了，就赶紧跑着扒上了车。

半路上，我又给了车夫100块钱，他才答应将我们送到固原县。直到凌晨2点，我们才跌跌撞撞地逃到了固原县城，找到一个五元钱的大铺店住下。这时，一颗提着的心才得以放下。

我外出拍片多年，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被扣作“人质”的情况。回到洛阳后，银镯的家人先后六次给我打电话，说他们还愿意把女儿嫁过来，请我们再到他们家去谈，并咒骂那三个媒人搅了他们家的亲事。这家人为他们当时的行为感到后悔，可那时老三已把另一个姑娘娶回了家，正在度蜜月呢。

在固原，一大早起来，老三和他嫂子便将当地的三个媒人统统赶走。下午2点钟，我们将疲惫不堪的老人送上火车，让她先回洛阳。随后，我们又回到开城乡，到聪梅姨妈家，想做最后一次努力。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等待着周围的媒人给老三介绍媳妇。

老三母亲哇哇大哭：“上来三次了都没把媳妇娶回家，这要是回去了，村里人说起闲话来多丢人哪！”

2001年2月，老三再次来到固原县开城乡，相亲前，他先去理了发。

聪梅的姨妈展示她说媒成功的结婚对象。

随风飘落的生命

来宁夏等西部贫困地区相亲、招妻的现象，十几年前，甚至更早就有。这里环境恶劣，人们生活贫困，于是，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便有不少人来此招妻。他们当中多是在当地找媳妇有困难的，有的是残疾人，有的年龄大或相貌丑，或是二婚、三婚，等等。这里的姑娘大多嫁到河北、河南、山东、内蒙古、天津、北京等地。

人的生命有时就像一粒种子，随风飘落到什么地方，都得生根、发芽、成长，哪怕这种生长有时是扭曲的。有时候，环境不是自己能选择的。人们想要改变恶劣的生存条件，唯一的选择就是迁移到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去。在自由迁徙受到限制、无力完成理想的迁徙时，就要借助某种外部力量。

远嫁到好的环境中去，对这里的姑娘来说是唯一的出路。家里既得到了经济补偿，自己又改变了生存环境，应该说是件好事。挣扎在贫困边缘的人，会抓住每一个到来的希望，这种希望有时是不能用正常的伦理道德去衡量评价的。对男人们来说，挣钱娶媳妇，并让她们传宗接代，也是天经地义的。

在聪梅的姨妈家等待的几天里，我和这里的一些人聊天时，趁机做了些调查。仅在开城这样的乡村，这几年外嫁的姑娘就有百人之多。我了解到了很多女子嫁人的心酸事。

1996年，曾有一位姑娘被家人远嫁给河北沧州的一个傻子。两年后，姑娘又跑回来，男方家人从沧州追来，前后三次，男方每次都得付钱才能将人带回去。三次的花费将近30000元。女子本人虽说不愿意，可也无法抗拒家人和命运的安排。还有姑侄二人双双被河北人娶走，两年后又双双离婚回到了家乡的情况。

地区风俗、文化、生活，还有人的性格都存在着巨大差异，远嫁他乡后，一旦无法适应对方，这种先结婚后恋爱的婚姻生活大多不会长久。

1997年前，开城乡一个姓马的姑娘和本地一个男青年自由恋爱，但家人嫌男方家境贫困，便将姑娘以14000元的价格许给了内蒙古临河的一个男子。出嫁的路上，在一个叫盘石（音）的车站，新娘子离奇失踪。新郎向女方的父母要钱，而女方的父母则向新郎要人，双方谁都不知道新娘是怎么失踪的，男方落了个鸡飞蛋打。

到了2001年春节，马家父母才接到女儿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说她和心上人一直在北京打工，因不满家人将她嫁给一个不爱的人，才和心上人设计逃跑了，他们一切平安，请家人放心。这件事在开城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重大事件，令那些准备出嫁的姑娘兴奋不已。

带上媳妇回家

冬季，高原的早晨，太阳出来时呈现出金黄色，没有猩红的前奏，金色的阳光直接洒向颜色单调的土地山峦。随着太阳的升高，阳光越来越苍白，风越来越大，并开始有沙尘暴。风刮过高原特有的杨树时，像是有什么东西抽到树上一样嗖嗖作响，让人不由得对这里的贫瘠与荒凉有了更强烈的感受。

2001年2月16日，媒人跑了一天，带来的姑娘都看不中老三。每个媒人出去联系，都要付给人家车费，几天下来，都没有看好的。看来是山穷水尽了，老三很失落。

下午回家后，老三的母亲从河南打来电话跟我说，泾源县新民乡的三个人以前要饭到洛阳时，老人曾招待过他们，他们曾答应老人为老三在当地找个媳妇。老人回家后，收到他们回信说可以去找他们，并留了电话。于是，我们当天便和泾源县新民乡的媒人禹全得取得了联系。他说没问题，让我们尽快赶到泾源县去找他。

2月17日，一直等到中午，跑出去的三个媒人中的最后一个才回到我们住的地方。为了让我们相信他，他还带回一张照片，说你们来晚了，这姑娘正月十四才被天津的人娶走，有结婚照为证。虽然事情没办成，但媒人的车费还得付，一共24元。媒人临走时看着我身上的羽绒服说：“你能不能脱了给我？你肯定有钱，还可以再买嘛。”我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下午3点，我们告别马玉仓一家，坐上了前往泾源县的长途车。晚上7点，我们赶到了泾源县新民乡杨堡村。

在街道边的一个小旅店，老板想了很长时间才告诉我，住单间大炕五块钱一天，住小炕两块五一天，管把炕烧热。说完，嘴里还跟着录音机中正播放的流行乐曲唱了几句：“再见吧亲爱的梦中女孩，我要去远方寻找未来，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

在这里，流行歌曲就像20世纪80年代初刚传入大陆时那样，听起来让他们颇感新鲜。

2月18日，早晨起来，外面一片霜白，六盘山区的雾霜很大。这时候我才看清新民乡的全貌：一条长不足300米的土石街道，街道两边不过是些平房，多数为土夯的屋墙。

五六间土房的小旅店有个小院子，前面一间做门面，卖些杂货，后面是住房加客房。被褥多年未洗，夜里也看不清有没有虱虫。杨堡村再往南四里地，便进入了甘肃平凉境内。这里给我的感觉，像是老照片上清末民初的那种街道建筑，有种时光倒流感。

等到9点多，跟第一个媒人禹全得接头的时间到了，但一直到中午，在旅店都等不到禹全得，我们三人就先到街上的饭店吃饭。禹全得踏着饭点找来了。说禹全得是媒婆，倒不如说他是“媒汉”。他看过老三后说：“没问题，吃完饭我就给你找姑娘去。”

禹全得在当地以说媒为生。如果说成一个媒，媒人一般可得600元左右的酬金。一年如能说成几次媒，收入在当地也算是高的了。地里收成不好时，当地人就结伙外出要饭。说是要饭，其实主要是要一些钱财，人家给饭也吃。

禹全得和两个同乡到河南等地要过饭。2000年年初，三人要饭到了老三家，老三母亲见他们可怜，曾给过他们钱，也让他们在家中吃住了几日。其间，老人和他们谈到老三的婚事，他们也答应回去帮忙给老三物色对象，没想到真有“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三个要饭的中的一个，竟然把老三的婚事说成了。

草草吃完饭，我们便到了姑娘家，就在这条街后面。在她家院子外面，我们见到了一个19岁的姑娘。她叫禹香玲，上过一年小学，和禹全得是本家同族。

禹香玲家中有父母和一个15岁便到西安打工的弟弟，还有一个姐姐，17岁嫁到了河南民权，五年中一次也没回过家，姐夫至今还欠香玲父亲4000元彩礼钱。据香玲父亲说，大女儿是让女婿扣着，怕万一回来就会被留下来要彩礼。这场婚事最后变成女婿丈人两头都怕的事。

香玲的母亲是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老太太的眼睛是去年夏天被香玲的父亲失手打伤的，因没有钱治，就慢慢变瞎了。

香玲家中一贫如洗，别人家里炕上都有一条棉褥子，她家炕上连条褥子都没有，仅铺了一张用荆条编的席子，不知用了多少年，磨得发亮。别人家烧炕用牛粪、树枝、木材，她家烧炕却用从街上拾来的烂布和废旧轮胎。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香玲和老三见面半小时后，两家人便同意了这门婚事，二人还时不时打闹几下，看着挺开心的。之后，便是商量要多少彩礼钱。

香玲她爸开口要15000元，而老三和嫂子最后把价格压到13000元成交，给禹全得的媒钱600元。双方谈妥19日付钱，20日早晨从这里起程去平凉，再坐火车回洛阳。这个地方连一家银行都没有，我只好带着老三连夜坐车赶回固原，第二天在当地的中国银行取出13000元现金。

2月19日中午，我们回到香玲家，当着媒人禹全得和香玲表哥的面，把钱全部交给了香玲的父亲，并为他家买了300元彩礼。当晚，我们便以亲戚的身份被请到香玲的大伯家去住。香玲的大伯家境比香玲家好，全家人热情地招待了我们。

晚上，突然有两个汉子来要说媒钱，并和禹全得吵了起来。这时我们才知道，他们两人也是去过洛阳的人，说好了这个媒是他们三个人来说的，但是禹全得却没有通知他们，而是一个人来说媒，这样禹全得收的媒钱就没有他们的份。

三人从屋里吵到屋外，最后打了起来。禹全得一个人招架不住，被他们两个打倒在地，被别人拉起来后，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那两人追不上禹全得，就对我们放出话来，说明天娶亲走的时候再来。

我们坐在炕上取暖，香玲的大伯当着我们的面，动员他弟弟把那13000块钱给他保管，说：“天这么黑了，你家里就一个瞎老婆子，再加上你那么笨，就不怕晚上有人去你家抢劫？我们家里人多，还是把钱放我家里，到明天再和你一起存到银行去。我是你哥，你尽管放心。”

香玲的大伯看起来很像我们在开城遇到的那个男媒婆，人很精明，很会说话，连我当时也觉得他说得有道理。香玲的父亲一看就是个头脑和行动都比较迟钝的人。最后，香玲的父亲犹犹豫豫地回家，把13000块钱拿了过来，交给他哥保管。

后来，我从香玲父亲的电话里得知，这13000元自从给了他哥哥后，就再也没有还给他。香玲的大伯就是这样的人，不管谁的钱，只要到了他手里，就别想再拿出来，而且没有什么道理可言。

晚上，香玲的大伯让我睡在火炕的最里面，在他们看来，这是把最暖和的地方让我这个客人来睡。我倒是睡过陕北的热炕，寒冷的夜里睡着很舒服，可是那天没睡着多长时间，就被“烧”醒了。无奈之下，我就把被子垫在身子下面，可这样没盖的，上面又冷了。外面下着大雪，我只好趴着睡会儿，再躺着睡会儿。我觉得自己就像架在火上的烙饼，翻来覆去烙着，直到天亮。

早上，我打开房门，走到下着大雪的屋外，马上就感冒了，可是肺里面却火热。在随后的两年里，我的肺热一直都无法去掉，经常内热外寒。一直到了2004年8月，我和中央电视台到长江源头拍摄《再说长江》，在夏日的冰雪里，呼吸到高原的寒气，肺热的毛病才彻底好转过来。

2月20日早晨5点，禹全得便来到我们的住处。原本打算来送我们的他，却敲着窗户叫醒我们，说孩子有病，他就不去送我们了。其实我觉得他是怕另外两人天亮再来揍他。他说完便溜了。

到了早晨6点，我们也怕那两个人来找麻烦，就早早准备租车赶往甘肃平凉。

香玲的父亲跟我们一起去送女儿。我和香玲一起去和她妈妈告别，母女哭作一团，老人不断呼唤着女儿的名字，双手在女儿身上摸来摸去。我们出来时，双目失明的老人伸着双手，踉跄着从院子里追出来。摸不到女儿，老人便独自在巷子里放声大哭。香玲也远远地蹲在巷子口的地上，捂着脸哭。

看到这场面，我的眼泪也流了出来。我真切地感到，老人对女儿的情感，和世上所有母亲对待嫁女儿的情感一样真挚热烈，甚至比她们更心痛，因为她本人这时显得更加孤独无助。大女儿出嫁多年也没有再见一面，小女儿又嫁那么远，会不会像大女儿那样再也见不到呢？

7点钟，我们花60元钱租了辆“面的”。村里有些人知道香玲要出嫁，都过来看。其中不少人是来要钱的，说她在商店和饭店里赊着账没还。香玲的大伯赶紧把这些事包揽下来，我们这才得以脱身。

早上8点多，我们赶到泾源县，又花120元租了辆车，直奔90公里外的平凉市。我心想，要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别再给人扣作人质了。

11点，我们到了甘肃平凉，等到将近下午5点，才坐上晚点了一个小时的1398次列车。头一次见到火车的香玲，不时地拉着我给她拍照，一路上兴奋不已。

我在这儿的一段时间里，不时看到山上、路边立有很多“造林示范田”及“解决温饱示范村”字样的牌子。山上大规模的退耕还林工程正在进行，国家和当地政府花大力气使规划落到了实处，生活在这里的人和来到这里的人也明白，必须改变环境才有可能改变生活状况。但这里的自然环境短期内要有大的改变太不容易了，至少要付出一代甚至两代人的艰苦努力，才有可能实现。

2月21日早晨，老三带着媳妇回到家里。22日，家中宴请宾客。当天下午，前来送香玲的父亲、表哥、大妈便乘车返回了，老三的母亲还特意给他们买了卧铺票。他们这辈子是第一次坐上火车卧铺，睡着回家。

2月24日，刚成亲几天的香玲，在大门口遇上一个讨饭的远房姑姑，全家人又热情招待了她。她连说香玲能嫁到这儿真是有福。

3月8日，曾把我们扣作人质的女孩银镯的家人托人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家姑娘还是愿意嫁过来的，价钱可以重新商量。

4月份，村里有一个无臂男孩，也从宁夏固原县开城乡带回一位姑娘，成了亲。

2001年2月18日，泾源县新民乡。

我和老三住在小旅店里，每人一天两块五，晚上睡觉要顶住门。

小旅店主人的住房与客房连在一起。

禹全得在当地说成一个媒，一般可得600元左右的酬金。

禹全得和香玲的父亲商量彩礼钱。

老三和香玲初次见面，彼此感觉不错。

给香玲父亲的13000元彩礼钱。

香玲家在当地办婚宴。

香玲双目失明的母亲从院子里摸着追出来，独自在巷子里放声大哭。

香玲远远地蹲在巷子口的地上，捂着脸哭。

第一次走出家门，头一回见到火车的香玲兴奋不已。

2001年2月20日，老三带着香玲踏上回家的火车。

固原当地实施的退耕还林计划。

遭遇“放鹰”，人去财空

媳妇娶回家，按说应该开始过上美满的日子了，可谁也没有料到，不幸的事会再次到来。

老三娶回香玲后，过了一段很是温馨的日子，但是三个月后，香玲的毛病便显现出来。

由于只上过一年学，香玲几乎不识字，人民币也只认得一两元钱，再大面值的就不认识了。老三家所在的乡村是个蔬菜基地，生产的蔬菜要自己运送到市区出售。老三腿脚残疾，行动不便，本希望自己外出卖菜时香玲能帮上忙，但香玲不知道怎么算账收钱，不愿意跟着去卖菜。

香玲来到这里后，生活比老家好多了，时间一长，她好吃懒做的习性便逐渐暴露出来。她先是不跟家人说就到村里的小卖部里赊小食品吃，等人家上门要账了，老三才知道。到后来她竟然和婆婆闹起了分家，并和身有残疾的老三大打出手，把公公气得生病住院一个多月，前后花去4000多元医药费。

在随后的日子里，香玲和婆家人冲突不断。到了7月，伤心的老三一家人只好给香玲的父亲打电话，让他过来，暂时把香玲领回家里调教调教。

9月初，香玲的父亲又把她送回夫家。想不到，到家的当天，香玲就和全家人发生了冲突。一家人商量后，坚决不再要这样的媳妇，但是让她回去她又不回。一家人从上午吵到下午，香玲就是不愿回宁夏，最后几乎要和婆家人打起来了。站在一旁的香玲父亲看没啥希望了，只好又劝说女儿，带她踏上了回家的路。

临别时，婆婆出于好心，给了他们父女100元路费。香玲不认识100元新人民币，坚持要换成两张50元才肯走。最后，跟我一起去的河北影友江芳延拿出两张50元的纸币，父女二人才踏上了回家的路。

这段婚姻从头到尾也就持续了七个月，一家人为此又花费20000多元钱。

2002年，因为市政道路扩建，老三家要搬迁了。当地政府前期付给家里的搬迁费有20000多元，给老三“买”媳妇花去一大半，年迈的父母只好东借西凑，在划给的宅基地上盖好了房子。

其间，有人又给老三介绍了几个女子，最后都是不成。愁白了头发的老母亲只好说：“再等等，等到天热的时候，咱家还有几分地要被征用，到时候能赔几个钱，再上固原那里去看看，给老三娶个媳妇。”

2004年1月，经过近两年的积蓄，家里总算又有些钱了，老三的母亲又动了给老三娶媳妇的念头。本村的一些媒人也给说了好几家的姑娘，最后没有一个能看上有残疾的老三。

这时候，又有人来说，还是再上固原去吧，那里人穷，只要给钱就能再找一个媳妇。村里一个上年纪的老汉主动来做媒，说这次你们不用去了，让固原那边家里的人把姑娘带过来看看，要是看中就给钱，把人留下结婚。吃过亏的老人，这次又相信了这个本村媒人的话。

2004年1月4日，从泾源县白面镇高峰村来了一男一女，还带来一个准备介绍给老三结婚的姑娘。男的叫白金堂，女的叫马金花，自己介绍说是姑娘的哥哥和嫂子。在本村那个老汉的带领下，他们来到老三家。经过几天的来往和村里媒人的撮合，老三一家人付了12000元的彩礼，定好这门亲事。老三的母亲还给这个未来的儿媳妇买了结婚用的金戒指和耳环，并在1月7日给他们办了结婚宴席。

当天下午2点多，新媳妇的哥哥和嫂子说他们把婚事办完了，要坐火车回固原老家了，让妹夫和妹妹一同送他们到洛阳火车站，其他人就不用去了。

在洛阳火车站，这对男女提出让妹妹和他们一起去买些吃的带上，让老三就在候车室里等着，他们买完就回来。哪知这个新媳妇和她哥哥嫂子从此再也没回来。

一直等到下午5点，还没有见到新媳妇回候车室，老三这才觉得情况不妙，赶紧给家里打电话。等家人赶到火车站时，天色已黑，这三个骗子早已不知去向。

我这天早上刚从云南回到洛阳，知道老三结婚被骗的事，已是天黑以后了。我赶到洛阳火车站，与火车站的几个公安朋友联系，让他们在通往宁夏的列车上以及沿途站点进行报警协助，可一直等到第二天也没有抓到这三个骗子。

这些年，老三家里多次为这个残疾儿子娶媳妇，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这次连花带骗，这两年卖菜的收入和征地补偿款20000多块钱又没了，老三的父亲气得病倒，到了5月份便气病身亡。

老三家人多次报案。当地派出所说经费紧张，让老三家里人拿出经费，才能和他们一起到宁夏固原协助抓人，而此时刚被骗了钱的老三家哪拿得出这笔钱。最终，派出所表示无能为力。

后来的几个月里，我多次给泾源县刑警支队打电话，向他们讲述案情和线索。

到了10月份，泾源县警方回复：这些人已被抓住并被提起公诉，他们以这种“放鹰”的手段骗了不少人，已按拐卖妇女和诈骗罪判处了有期徒刑。两个罪犯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用来执行赔偿，被骗的钱财是没办法再追回了。

2001年2月22日，老三和香玲结婚。

老三和香玲过了一段很温馨的日子。

老三家的蔬菜棚。

香玲和婆婆一开始相处融洽。

2001年7月，香玲和婆家人发生了冲突。

香玲不认识100元新人民币，坚持要换成两张50元才肯走。

2004年1月7日，遭遇“放鹰”的老三在洛阳火车站等候民警消息。

这次为娶媳妇，连花带骗，20000多块钱没了，老三的父亲气得病倒。

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2005年11月26日，老三从西安跟家人再次来到固原，在当地人的介绍下见了三个女子，其中有固原县开城乡郭庙村的红梅。相亲时，红梅的父亲要的彩礼是30000元，老三家人谈到15000元，双方僵持下来。

老三和家人一起四处相亲时，遇上一个说媒老人，这个老人和红梅的父亲认识，他向老三担保能把这个亲事说成。后来一行人在红梅家谈了半个月，最后以13000元的彩礼钱外加600元的首饰钱，把这门亲事给撮合成了。说媒老人得了1000元媒钱。

2005年12月，老三把红梅带回村里，老三终于又娶上了老婆。

2006年7月26日，我给老三打电话时，他告诉我：“老婆到10月份就要生小孩了，我和我母亲希望能生个男孩。两个哥哥生了四个女孩了，希望这次能生个男孩，好给家里传宗接代。”

在中国的乡村里，娶媳妇生男孩，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多么重要，但老三的媳妇在2006年10月生下的是个女孩。

命运好像总是在捉弄那些贫贱之人。2008年9月，孩子不到一岁时，红梅开始和老三母亲发生冲突。她非常想家，几次提出要回老家看看。老三的家人由于吃过亏，怕媳妇离开后再也不回来了，所以这次说什么也不让她回去。

红梅几次要求回家都得不到允许，一次激烈的冲突后，她在集市上买了一包老鼠药喝下。老三的母亲由于双目已经失明，没有及时发现。药力发作后，红梅打翻了尿桶，尿液流到门口的大街上。邻居发现后把她送到医院，才得以及时抢救。一家人东挪西凑，最后花了10000多元医疗费。

无奈的老三给远在宁夏的岳父打了电话。10月份，老三的岳父赶到医院，把女儿带回了宁夏家中。

媳妇走后，老三母亲算是彻底绝望了，心想这次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媳妇肯定是一去不回了。

2009年元旦，远在宁夏的老三媳妇突然打电话说要回来，因为这里还有孩子让她惦记，生活也比那边好，回家这俩月连顿有肉的饭都没吃过。于是，老三的母亲给她寄去200元路费，儿媳妇坐火车又回到了婆家。

从2009年元月开始，老三的生活进入了相对平静的时期，他在街上扫地，每月能挣800块钱。红梅在一家餐馆洗碗，一天12个小时，每月挣600块钱，这对她来说，已经是很不错的收入了。

老三和母亲现在吃着国家的低保，也想给红梅办一个低保，这样一家人生活起码有了最低保障。可谁知道红梅的父亲在他们结婚时留了一手，把结婚证上的名字写成了红梅姐姐的名字，他原打算，红梅要是过不好，和老三分手后，就可以把她再嫁给别人。

2010年10月，村子里开始有拆迁的风声，这牵涉到赔偿的补助。这下可急坏了老三的母亲，总是催他们去解决户口问题，从他们结婚到现在，一家人的户口都还没上，村里的福利从来就没给过这母女二人，就是因为结婚证上的名字不对。

2010年12月，我跟老三夫妻说了湖北青年刘祥武找老婆的事，红梅愿意做介绍人，帮祥武“招妻”。

年迈的母亲在跟老三和媳妇诉说这几年的遭遇时伤心不已。

2006年1月，老三和第四次娶的新媳妇红梅走亲戚。

2009年元旦，红梅突然打电话说要回来，因为这里还有孩子让她惦记，生活也比那边好。

刘祥武的故事：我就是想要一个家

一封求助信

2010年3月2日，我收到刘祥武的信，地址是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镇××村××号。这是一个和老三有着类似生活的青年，也在为找媳妇而发愁。

马记者：

您好！我从一本杂志知道了您的事情（后来我知道他是从《新世纪周刊》上看到的）。您跟老三去过宁夏“西海固”地区，熟悉那里“买妻”的情况，另外还有云南等地的“买妻”情况。我哥哥没有劳动能力，要人照料，家中为此债台高筑，我的婚事为此受到了很大影响。现在我母亲怄气（呕气）去世，老父亲整天叹气，为了能有一个后代挑起继续照顾这个厄运之家的重担，我厚着脸皮恳求您能在百忙之中抽空帮我提供一些此类“买妻”的线索，复印的也行。我今年三十多岁了，这样的家境在本地是不可能找到老婆的。没有后代，以后我哥哥没有人抚（扶）养，抛向社会也不现实，国家也不可能承担，因为我父亲多次找过有关部门，希望政府（伸出）援手，但都遭到了（得到了）无情的答复。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不幸的家庭得不到社会、政府的帮助。我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以后的结局会怎样，现在当务之急是找一个老婆，不论她相貌、婚史、文化程度（如何），只要不嫌弃我哥哥，能生育一儿半女，为这个家庭播下后继有人的希望，让老父亲多活几年（就行）。无奈之下，不得已打扰您，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帮助，因为我对那些“买妻”的地方一无所知，不知道从何下手。您的帮助对我很重要。我的地址是：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镇××村××号，刘祥武，邮政编码432113。用挂号信，盼望着您的来信，谢谢您！

恭祝

编安！

湖北农民刘祥武

2010.2.20

当时我在马来西亚拍摄，看到刘祥武的信，已经是3月中旬了。自从老三的故事在几家刊物发表之后，引起不少关注，但这封信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给他回信——

刘祥武：

你好！

我一直在外出差，所以没有时间给你回信。看到你的信，我深感同情的同时，希望你能鼓起生活的勇气，不幸的事情不会永远地降临在一个人的身上。地球无时无刻都不在转动，你总有转出阴影的时候。关于“买妻”的事情是这样：当年在那里招一个妻子需要一万多元，不知道你现在的家庭能不能承担这笔费用，这个问题需要你想清楚。如果需要什么帮助，可以电话联系我。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马宏杰

信发出半个月后，我接到了刘祥武的电话。他给我讲述了他家的大致情况，基本上和信里写的一致。之后一段时间里，刘祥武还多次电话联系我，希望我能帮他解决娶媳妇的事。就这样，和刘祥武的电话沟通一直持续到2010年12月18日。

刘祥武的信。

一个不幸福的家庭

2010年12月17日，我乘坐晚班飞机，夜里9点多到武汉，出了机场就直接打车前往孝感，到孝感已经夜里11点多了。从北京来的路上，我查了一下孝感的历史，这里是神话剧《天仙配》里董永的家乡，孝感还有董永的墓地。

刘祥武原本说好来机场接我，可是后来又说有事不能来了，我不免多了几分疑心。到酒店住下后，我跟刘祥武通了电话，让他明早来城里接我，他说话支支吾吾的，有些口吃，说自己很忙，最好的办法就是我自己到镇上了，他再去接我，他的态度让我很是怀疑。最后，我还是要求他明早一定要来酒店接我，我要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再决定是否去他们家。

12月18日上午8点多，刘祥武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到了酒店大堂。我穿好衣服下楼，在电梯旁见到了这个与我联系近一年的孝感农民。

他穿着一件薄棉袄，衣服上的痕迹像是刚干完活一样，体形单薄，看上去不是很有力量。在酒店餐厅里，我请这个孝感小伙子吃自助餐，边吃边聊。他说话有些口吃，每句话当中都有重复的言语。

我问：“你上过学吗？”

他说：“我上到初中毕业了……高中没上，因为我哥哥年纪不大的时候就生了那个病，家里状况又不好。”

后来我见到他哥哥时，才确认他得的是精神病。

“那现在你父母怎么样？”

“我妈妈早就死了，父亲还在，但是这两天生病了，所以我昨天没有去接你。”

“现在还在镇上医院吗？”

“对，所以我就准备让你坐车子自己过去。我早上起来还要跟那个医生讲一下，看要不要动那个手术把那个石头取出来，他都60多岁了。有的人说不必要花那个钱，那个石头你只要在饮食方面注意，不开刀也就那样……”

“你们家弟兄几个？”

“还有一个妹妹，已经嫁了……”

“家里就剩你自己了？”

“还有我哥哥，我和我哥哥在一起……一个精神病人的家庭是怎么生存的、怎么挣扎的，我比任何人都清楚。精神病人家里，你也知道，他哪怕有1000万，有一个亿，但是看着自己的亲人没有生活能力，没有生存的能力，精神上依然是痛苦的。”

他说话又开始有些口吃了。

“那你现在等于是为了你父亲的愿望才娶媳妇？”

“百善孝为先。每当春节时人家都在享受天伦之乐，而我家里是疯的疯，那个的那个（说他自己）。几个男人对着灯就那样静坐着，那个场面，你不经历，你体会不到，任何人也体会不到。现在我的一家人生活非常痛苦，希望家里欢声笑语，希望家里后继有人。老人这个心思，虽然封建，眼光看不开远，但有他的合理性。他说无论如何要我把这个婚事解决掉，不然的话就只当没我这个儿子，不叫进家。”

“现在的问题是：谁来给你解决这个事情？”

“就是呀，我也知道感情方面的事情，不是说成就能成的……我们这个地方要比你在杂志上写的那个地方（指宁夏‘西海固’）环境好。毕竟这里是湖北，起码水是随便用，不缺水，雨水比较多，种的都是水田。”

“就是去宁夏相亲，你也得花钱呀！”

“钱肯定要花，问题是人家首先要看上我，要看上我这个地方，看上我这个情况和我哥哥、我爸爸的情况。我之前遇到的，跟老三以前相的那个女的一样，她定不住心，钱花了，最后她不跟我了。我最近相亲的对象是湖北黄冈的，都领了结婚证，房子也按她的要求装修了，婚纱照都照了。最后她爸爸妈妈说：‘就他那样的家庭，你去跟他干什么？’结果就完了。”

“婚纱照都照了？”我有些吃惊。

“对，在一起领结婚证的就这一个。”

“也就是说你结过婚？”

“2008年4月2日领的证，当时把婚纱照给照了，几天后就一起去上海打工。2010年3月，她提出和我离婚，我就是不同意离，她家就找亲戚请律师，然后就告诉我说这个社会没有离不了的婚，分居两年后法院自然就会判决离婚。”

当我问他离婚的原因时，他在叹息和激动中讲述了整个过程。

去上海打工后，我才知道这个女人以前有比较复杂的感情经历。她经常生病，去检查了才知道是妇科病，最重要的是她输卵管不通。最后在上海一家妇幼保健院，花了几千块钱给她治疗。

当时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说包你们能怀孕，结果疏通以后还真怀孕了，但没想到是宫外孕。当时我们在湖北一家数一数二的医院挂了专家号，这个专家连病历都不写，旁边坐着一个实习生替他写病历。他开了些检查的单子，然后开了一些药，说回家后你把这些药吃完了，再来我这儿检查。

医生是按照子宫肌瘤治的，回去后胎儿慢慢长大，但是我们不知道，还在继续吃专家开的药，结果就大出血了。最后在医院抢救，抢救费花了10000多块钱。

手术之后，我就和这个医院打医疗纠纷的官司。他们医务处坚持说：“这个病是你得的病，不是我们医院要你得的这个病，我们医院就是没有责任。”最后没办法，我自己掏了2000块钱找武汉市卫生局做医疗鉴定。那边收费后找了五个专家，后来这些专家得出一个结论：“事故与你的输卵管切除没有因果关系，不构成医疗事故，但是有漏诊情况的存在。”

他们这个鉴定是模棱两可的，她娘家也不服，请律师又起诉到武汉市人民法院。法院的法官最后就调解了一下，医院赔偿我们5000块钱，等于我们的律师费3000块加上2000块钱的鉴定费，意思就是说这事就解决了，看病做手术的医药费等都没有给解决。

出了这个医疗事故之后，她爸爸妈妈就跟她说：“他家这样贫穷，你又伤成这样，以后怀孕都很困难，他哥哥又是个精神病，你们俩又没个孩子，以后这家里怎么办？你们肯定不能白头到老。”那段时间我身体也特别不好，她就是看到我们家这种情况，经济状况也不太好，才起诉离婚了。

最后法院判决的理由，就是由于她有什么输卵管切除后遗症，不能生育，影响双方感情，最后又导致了夫妻分居，以此判决离婚。

这段感情就这样完了。为了娶她，家里人对她百依百顺，她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这个事情对我父亲的打击很大，他每天就睡两三个小时，看着周围人家的小孩，他确实很难受。老大是个精神病人，不可能有后人，我再不娶媳妇，不生孩子，家里就从此断根了，这在我们农村是很严重的事情。

现在女方找对象是很好找的，后来她就在武汉谈了一个离异退休的人，有孩子，年龄大点，但是有些钱。像我这种状况，想再找就很困难，现在中国就是男多女少，娶媳妇都是要花钱的。

“现在判决书下了吗？”我问。

“下了，我咨询过律师，他们跟我说，第一次上法庭，只要我不同意离，法院肯定不能判离。但是，法院就是给当庭判离了。我就跟法院说，你们的判决肯定有问题。法院说，你觉得有问题可以上诉啊。”

讲完这些，他彻底没了精神。

“这段婚姻也就持续了近两年。2008年4月2日拿的结婚证，当月就把婚纱照照了，然后一起去打工。离婚也就是2010年3月份，当时她跟我说协议离婚，给我几千块钱，我不同意，她就向法庭交了诉状。她就是被家人左右，再加上跟着我打工也没有挣到多少钱，她也看出来跟着我没有什么奔头。”

“祥武，你今年多大了？”我问。

“我37岁，1973年出生。”紧接着他又说，“马老师，你在‘国家地理’工作，去过的地方多，很多地方的环境你都看过。你这次来就把我这边的环境看一下，看看和宁夏那边的风俗习惯、水土是否合适。”

他把我当成风水先生了。

“关键是去那边找媳妇，也得要钱。”我说。

“钱肯定要给的，起码您在那边能给我找一个来到这里能留得住的媳妇。”

又把我当成媒婆了。

“这我可说不好，只能看你要找什么样的人了，那里的女子一般想嫁到一个比她现在居住环境更好的地方。她来到这里，比她原来的生活好，当然愿意留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宁夏那边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就算要去，还要老三的家人给你介绍，你自己去那边相亲，具体怎么办，还得由你来决定。”

“现在去那里娶个媳妇，需要多少钱？”祥武问。

“现在我也不太清楚需要多少钱，估计得几万块钱。”我说。

“几万？！”他吃惊地看着我。

“十年前我们去的时候，相亲合适的话，一两万、三四万的都有。”

“我看你报道上写，老三那时候是10000多块钱。”

“是的，当时是这样，”我说，“现在肯定不行，你没有残疾，长相也不错，就会便宜些。你要有残疾，如果年龄再大点，价格就会高一些。另外还要看两人能不能相中，能相中的话，价格会更便宜，这些因素都要考虑。”

我感到我真成了媒婆。

“我就是想找一个真心跟我过日子的女人，他们一家都搬过来也可以。”他的脸上有了些笑容，“不过一般人见到我哥哥，还不知道能不能接受他这个样子。”

“你哥哥的病是怎么回事，生下来就有病吗？”

“不是，是他上小学的时候……”

他在脑海里搜寻着那些年的记忆，用自己那不地道的普通话一一道来。

有一年冬天晚上，由于家里用钱紧张，我妈妈就在家和我爸爸吵架。我们下学的时候，我妈妈还在发脾气。我哥哥回来，把洗脚盆踩翘了，水灌进靴子里，这样第二天上学就没靴子穿了。

我妈生着气说：“你出去，出去，滚，滚……今晚上不让你住家里！”就把他关在门外。半个小时后去开门叫他，却没看见他人。那天晚上有风，没有月亮，很黑。我们以为他还在村子里，没想到他跑远了。

几天后他回来，就说身上有血等一些奇奇怪怪的话，其实是受到惊吓，精神分裂了。医生说，这个病只有三分之一的希望能治好，但是好了以后也会复发，世界上医治这种病的技术还没过关，从此他就一直疯疯癫癫的。

我就希望有什么科学机构能做实验的话，给他做个检查，测测他那个脑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这几年一直就是到处疯着去玩。但他的记忆特别奇怪，从小给他看过病的医生他都能记起名字，给他说一次这个人的名字，他能马上记住，再不会忘记。像他这样疯癫的人……我们村子里有好、好、好几个。

刘祥武说到这里，突然口吃得厉害了，话语之中有些犹豫，表情也有些神秘。

我家从我爷爷开始，祖上都是当大官的，我们现在那个家门口在过去就是县衙，是个判案的地方，判完就在那里杀人。也就是说，我家房屋那块地以前是县衙的一个法场。居住在周围的几家都被病人拖垮了，有一家的孩子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病，到处借债，花了几十万也没救活。我伯父的儿子也是白血病，我哥哥是精神病，我姑妈的女婿是个飞行员，出事掉下来摔死了。还有一个大脑有问题，去人家小卖部里见什么拿什么，不给就抢，最后他家人就给他那个了……

反正谁也没看见，在农村，一个精神病人消失了，也不会有人去问的，也没人去告，也没有证据。以前我们那个乡有好多赤身裸体在街上走的，这两年都死的死，消失的消失了。现在这个社会，家里遇到这种情况，也不能怪家长心狠。

我哥哥他不洗衣服、不洗澡、不刷牙，智商跟两三岁的孩子差不多。他20岁在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拿起棍子把只有九岁的我打得头破血流……

谁家有这样的病人都承受不起。我哥哥就是这样，他不死我也成不了家，所以我父亲压力特别大。

有人给我出主意说：“冬季把你哥哥带到东北，他一下车不久就会冻死，这样就可以丢掉这个包袱。”我实在是不忍心自己下手，要是有人愿意把他带出去让他失踪，我也不反对，但是让我下手，我下不了手。为什么呢？因为和谁成为兄弟姐妹，你是无法选择的。

我听得心里不是滋味，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索性就接着问下去：“那个衙门还在吗？”

“衙门没有了，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拆了……我们家过去就是斗争的对象。现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都不幸福，还连累我妹妹也离婚了。”

“嫁出去的女孩子，怎么会受到家里的连累？”

“现在我父亲是他兄妹几个里生活条件最差的。我妹妹出嫁也没有嫁到一个有钱的人家。最后，由于娘家经济不好，妹妹经常贴补我们这边，最后跟夫婿家闹了矛盾，结婚三四年后，2006年也离婚了。她有一个女儿，现在一个人在上海打工。我知道这次去宁夏相亲的风险很大。如果到那里能买过来一个媳妇，哪怕买一个离过婚的，带过来一个孩子的也可以。”

他很自然地将话题从他妹妹转到自己身上，很快又想到了自己的生活条件，又说了起来。

来到我们这里的女人能否留得住，也是个问题。我家里穷，加上我哥哥是个精神病人，人家愿不愿意跟我都是个问题。我想找个外地的，她不会计较钱多钱少，不缺吃不缺穿，能和我过日子就行，不要求她的文化程度，什么都不要求。我也没一个固定工作，没有一技之长。今天打个工，明天当个保安，后天都不知道在哪儿。我要是有一技之长，或者有个稳定的经济收入还好一些。

我们家就剩下一两分地，以前我们家老头子种些口粮够吃喝。我们这里种水稻、芝麻都可以。我们家里自从出了这些事情，在村里也抬不起头，家里的土地一分钱也不要，都包给外地人种了。

我们孝感是全国有名的“建筑之乡”，每年很多人都到东北、俄罗斯做建筑工程，做一个平方米就好几块钱，一年下来能弄好几万。但我的身体不好，干不了这种体力活。

村里一开始有两家生活条件比我们家还差，有一家最后都死光了，儿子、爸爸、妈妈都死了，一开始脸色蜡黄，后来才知道得的是肝腹水，没有钱医治就到乡政府闹，政府也就给些棉衣、面条。挺了一段时间就死了，那个孩子跟我同龄。

村里还有一个瞎老太太，政府把她算作五保，给她盖了一间房子。大家给她的捐款有三四万，有专人负责这些捐款的支出，等于村民们花钱养活她。她死后政府花钱把她的丧事给办了，也算还不错了。

我有几个本家宗亲，一个都没有结婚，这里男多女少。人老了也不愿意去福利院，就住在庙里，自己种些口粮。政府原来准备给他们盖房子，可他们觉得房子小，住庙里宽敞。在福利院吃得不好，照顾他们的人态度也不好，庙里是个行善的地方，不会受到冷落。

我主要担心我哥哥的病情，这几年他也不打人不骂人了，就是吃、玩。我觉得这个情况应该是病情好转了，要是政府能把他送到医院继续治疗一下，也许就能回到社会里来，那该多好。

我们附近村里有一个女孩子，打工时跟人家谈恋爱，对方是东北的，最后人家抛弃了她，她拿了一瓶农药就喝了下去，经过抢救，现在成了植物人。她爸妈出去干活，都把她带在身边，很可怜。以前那么漂亮的一个姑娘，被搞成现在这个样子。还好这家人的父母有良心，没把她弄消失，让她活着，给她一口饭吃，其余的疯子大部分都没有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们国家在对待残疾人这块缺乏一个完整的制度，现状很难改变。

我们村里有一个哑巴，他身体好，在外面很能挣钱，后来带回一个贵州女人做老婆。这个女人又看上我们村里另外一个小伙子，跟着那个小伙子跑了。愤怒的哑巴冲到小伙子家里，把他家给砸了，在纸上写出誓言：“只要我活着，你们两个就别想再回到村里，回来就把你们杀了。”

我们这边光棍很多，男女比例失调。每个医院都贴着禁止鉴定胎儿性别的标语。但是男的还是太多了，找不到媳妇，而且我们当地很多女的去温州、深圳打工后，就嫁到那边去了。

吃完饭，我和刘祥武一起前往他家。

打车到镇上，我先去了县医院，看望刘祥武住院的父亲。老人因为胆结石发作，躺在病床上输液，老人家很感谢我能来这里看望他，同时也很希望能在我的帮助下，给祥武找到一个媳妇，让他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

离开医院，祥武带我去他家。刚进村就看见一座破旧的木龙庙，祥武说这里就住着一位独身老人，这会儿老人没在庙里。

祥武家的房子看起来也还不错，二层小楼，只是屋里没多少值钱的家当。楼后面是他家坍塌的老宅，面积有200多平方米，从房子上的大梁和雕花窗，可以看出那个年代这户人家应该是很富有的。祥武说这里以前就是衙门，衙门拆掉后，他爷爷在这里盖了这些房子，后来这些房子破烂不堪，他家又在前面盖了现在的房子。

小楼旁边的老房子里有一间还能住的隔间，门窗屋顶都仅剩一半，这里就是祥武的哥哥住的地方，里面就像垃圾房一样。祥武说他哥哥白天出去，到晚上才会回来。

在二楼装修过的新房里，一切还都是新的，就像昨天刚装修完一样，只是冷清的屋里没有人居住的余味。祥武从楼梯一个隔断上拿出两幅婚纱照。这是他和前妻的婚纱照。从婚纱照上看得出两人爱恋时的甜美。拿着婚纱照的刘祥武独自站在这个房间里，使得原本应该很温馨的房间现在却显得那么不协调。

在祥武家门口，一个剥花生的村妇告诉我：“他就是没有举行婚礼，要是公开办了婚礼，那女子也走不了。”

她说的也许是对的，在中国农村，举办一次隆重的婚礼能证明这家娶的媳妇是谁，同时也能证明这女子嫁的丈夫是谁。这样的婚礼远比一张结婚证重要得多。

之后，祥武带着我去田间的一座庙，这座庙叫“修来寺”，其实就是谐音“修来世”的意思。庙门口坐着几个村妇和尼姑，看来这是个尼姑庵。看到我这个陌生人，她们露出警觉的目光。

祥武和门口的妇女、尼姑打过招呼后走进庙里，二话不说就在庙里每个神像前磕头。

出来后我问祥武：“你在神像前磕头，许了什么愿？”

他说：“我什么愿也没有许，也从来不许愿，进庙就希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帮一帮自己，但是现实中那些实际的东西，还是得靠自己。”

“你为什么信神？”

“就是一种心灵的寄托，不是说信了神，今天我就能中个500万，明天神能给我派个仙女下凡做老婆……你站在我的角度想想，我老父亲一天就睡两三个小时，我后继无人啊！在乡村断了香火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妈妈活着的时候说，以前有人给我算过命，算命的说我是家里最有福的一个人，看来没有成为现实。”

他一边走一边说着。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是51岁，那个时候还征收农业税。我家本身就很困难，根本就承担不起农业税了，但是派出所的人就拿着扁担、麻袋等东西，强行去家里称粮食，强行征收。没有钱就把家里的大门给卸下来拿走，晚上睡觉不能关门。

那时交完农业税，家里留下的粮食只能勉强喝口稀饭了，我们几个孩子一年都吃不到几次肉，后来温总理把农业税给取消了。

我父亲和我伯父他们都出生在当官的家庭，大概受家庭遗传的影响，都是读书人的体质，干不了农活。我上学的时候，校长和班主任都说我学习很好，将来就算考不上清华北大，考个武大也不是问题。由于我们家里穷，我的学费总是从开学一直拖到年底还交不上。我父母之间也总为家里的经济困境发生争吵，造成他们婚姻也很不幸福。

2002年，一个很冷的冬天，我母亲早上起来后就倒在地上，当时人还能说话，但是身子好像偏瘫一样站不起来。我们就把她送到镇医院，镇医院说这种病要往武汉送，孝感不好治。

她是大脑血管破裂，要在她的头上打洞（开颅手术），医疗费得好几万块钱。当时给我哥哥治病花的钱还没还清，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把她拉回家，在家里躺了几天后就那样死去了。

刘祥武说完这些后，一脸无奈，显得很平静，想必是时间磨灭了他内心的痛苦。

我们俩刚吃完午饭，医院就来电话让祥武的父亲转院，说是病情加重。后来我才知道，是我在医院的拍摄让医院感到不安，就借机让病人转院。

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匆匆而别。本想看看祥武的哥哥是什么样子，也没有见上。

12月19日，祥武来电话说，由于只顾着照顾住院的父亲，家里的哥哥没有饭吃，犯病了。他回家做饭时，被发病的哥哥一棍子打在头上，在医院缝了九针。

后来刘祥武的父亲还是做了保守治疗，没有动手术，为了节约钱。

2010年12月20日，我们电话约好去宁夏相亲，在固原县火车站见。

和刘祥武一起看望他父亲。

刘祥武家的村子里，有一座破旧的木龙庙。

刘祥武哥哥住的地方。

刘祥武拿出和前妻拍的婚纱照。

帮刘祥武找老婆

2010年12月26日，上午10点多，我从西安乘飞机到达固原，和已经在那里等候的老三夫妻俩，以及凤凰卫视摄制组在固原县红宝宾馆会合。

凤凰卫视《走读大中华》栏目组知道老三和刘祥武的事情后，非常愿意做深度报道，这是我和杨锦麟老师第二次合作。

刘祥武下午2点多到达固原火车站，我们一行在那里会合后，租了两部出租车，赶往红梅的老家——固原县郭庙村。

红梅家和她叔叔家在一起。红梅家就是孤零零的一个砖土混合房，连围墙也没有，和她叔叔的房子隔着一个打麦场。叔叔家有个院子，条件要好很多。

对于我们的到来，在院子里干活的红梅的婶婶显得并不热情。也许是吵闹声惊动了屋里的人，红梅的叔叔和妈妈走出院子，这才把我们让进他们家屋里。

来之前，红梅和她婶婶打过电话，婶婶毫不客气地告诉她不要回来了，因为红梅的父亲在11月29日已经得病去世。

进屋之后，一家人看到红梅欲言又止，都不搭理她。

红梅的叔叔看起来是个精明能干的人，家里条件也不错。和我们聊天时，他才说出自己的怨言。原来红梅的父亲死之前，他们给红梅打过几个电话，希望她能回来见上父亲一眼，可红梅就是没有回来。“现在回来干吗？看到她就生气。”

我问红梅是否如此，红梅说：“叔婶是打过电话，说父亲快要死了，但我们一家人就是不相信，理由很简单，父亲生前经常说谎，这次一家人还是以父亲快死了为由骗我回家。如果我那个时候回来，也许就再也回不去了，所以我不想回来。”

贫困有时候是和谎言交织在一起的。原来，2008年9月，红梅和婆婆家人吵架，喝药自杀被抢救过来后，就被父亲带回家里。在家的两个月里，父亲先后给她找来两个男子相亲，准备再次把她嫁出去。两个男人一个没有相中红梅，一个愿意做上门女婿，给红梅家当儿子出力。红梅的父亲要价8000元彩礼，即便这样低的价格，这个男人也拿不出来。

红梅和老三结婚时，红梅的父亲把红梅结婚证上的名字“者红梅”写成她姐姐的名字“者红霞”，用的还是红梅的照片。地方民政部门根本不注意这样的事情，红梅因此稀里糊涂地结了婚。

叔叔及家人对她父亲的这种做法提出异议，红梅的父亲就打电话向老三要钱，威胁说要是不给钱，就把红梅再次嫁人。也就是那时，红梅给老三的母亲打电话说要回去，老三的母亲给红梅邮寄了路费，她才又回到了洛阳。

红梅的嫂子说：“红梅的父母养了三个女儿，个个都不孝，老人死的时候一个都不在场。红梅父亲快死的时候，最惦记的就是红梅，我们一家人多次给她打电话，她都不相信，今天回来进门也不知道哭上一声。”二女儿在老人死前来过一次，死时也不在场。大女儿自从12年前回来过一次，之后就音信全无，也不知道和父亲有多大的怨仇。

红梅家还有个哥哥，13年前打工时出事，死在一个水塘里，从此家里再也没有男孩。

红梅的大姐嫁到了河南济源乡村，具体在哪里红梅也不知道，已经12年没跟家里联系了。父亲脾气不好，由于是家中老大，大姐从小就经常被父亲打骂，被父亲嫁到济源后只回过一次家。

12年前，大姐带着两个孩子从河南坐火车回家，列车到西安段时，身上的钱和车票都被偷了。由于没有车票，她们在一个小站被列车员赶下来。一家人一路要饭，走了七天才回到固原的老家。三口人就像乞丐一样，到家后家里人都认不出她们娘儿仨了。在返回的时候，大姐向父亲要钱，父亲不给，还是叔叔一家人帮的忙。返回济源的大姐从此音信皆无。

红梅的母亲眼睛有病，视力不好。红梅的父亲死后，她就跟着红梅的叔叔一家人生活。现在突然看到女儿回来，她很高兴，一再问红梅是不是想她了才回来看她。

红梅坐在沙发上，她母亲单腿跪地，趴在女儿腿上，拉开女儿的羽绒衣，看看里面穿的是什么，又趴得很近，看看女儿身上的裤料说：“女儿，你有钱了，穿得这么好，我过去跟着你过吧。”红梅看着老三，面露难色，没有吭声，过了一会儿，她拿出100块钱塞给母亲，母亲推辞了一会儿就拿住了。

家里的气氛总是很沉闷，要不是我们在这里，叔叔家里的人也许就会把红梅打一顿，给死去的哥哥出口气。红梅这次回来，叔婶家里根本就没打算迎接，所以也没有提前给刘祥武物色合适的相亲对象。

在家里坐了一会儿，在我们的追问下，红梅和她母亲去周边村里给祥武寻找相亲对象去了，我们在家里等着。

这时，在外面转悠的祥武突然叫我，他指着门口的三头牛说：“马老师，过来看，她叔叔家条件还不错，和以前你跟老三去的那个二妞家不一样，就这三头牛就值20000多块，从这一点来看，我在这里可能找不到对象。而且家中还有自来水，这不像是联合国环境部门描述的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

这个刘祥武倒是挺会观察，知道的也还不少，还能描述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所规定的人类生存环境指标。他告诉我，希望去一个大山里更为偏僻的地方，找一个家里更穷的姑娘，那样人家才会跟着他安心过日子，不会跑掉。

一个小时后，红梅和她妈妈回来了，告诉我们：“大姑娘都嫁了，小姑娘都还小。”

看来在这里是待不下去了，我们把老三和红梅留在这里，回到了固原。

早晨在宾馆吃饭，每个房间送两张免费餐票。祥武房间里就他一个人，他吃完早餐后，拿着另外一张餐票走出宾馆，准备送给一个不认识的人，他认为这张餐票不吃就浪费了。

他跑到宾馆旁边一家牛肉面馆，对那些准备掏钱买饭的人说：“我送你一张免费的餐票，你可以到宾馆去吃。”大家都很狐疑地看着他，没有人接受。最后他又跑到马路边对两个过路的小伙子说，人家还是不肯去。

“现在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太没有诚信了，彼此之间没有信任感。”他对在一旁拿着相机拍摄的我说。

经过商量后，我们决定去开城乡的马玉仓家，看看他有没有办法。

下午1点多，我们到达开城。由于道路扩建，原先住在马路边的马玉仓家已经被拆掉了。我们找一家人打听，没想到这个人正是马玉仓的哥哥。他把我们带到村头马玉仓的新家。

自从2001年2月我们离开马玉仓家去泾源县相亲后，和马玉仓已经有十年时间没有见面了。

一见面，马玉仓就把我给认出来了。他戴上了眼镜，也谢顶了，人倒显得斯文了许多。得知我们此行的目的后，他答应帮忙。

我们在他家等着，他们两口子都出去给祥武找相亲对象。

这时老三给我打电话，说红梅的叔婶非要让他们俩把母亲带回洛阳赡养。老三的母亲坚决不同意，她已经双目失明，再来一个瞎子，谁来照顾？老三和红梅准备以出去买东西为由逃离叔婶家，晚上就回洛阳。

下午4点左右，马玉仓两口子陆续回来，说暂时没有合适的，还有就是价格也都不是十年前的价格。现在在这里娶一个媳妇的彩礼钱就要五六万。祥武一听这样的情况，就说不等了，因为他没有这么多钱。祥武的心理价位就是在20000元左右。马玉仓说：“别急，你再等几天，也许能找一个离婚的，那样价格就会很低。”

我们回到宾馆，老三、红梅他们已经回来了，没有带红梅的母亲。他们是把身上带的东西都扔在叔婶家溜出来的，已经买好晚上回洛阳的车票了。

红梅说，这次走以后，再也不可能回这个家了，家里唯一的一间房已经归叔叔所有，她也没法再回来了。两年后，我得知红梅的母亲被红梅的叔婶送到了敬老院。

老三和刘祥武在固原火车站。

老三和红梅夫妇来宁夏帮刘祥武找老婆。

刘祥武在马玉仓家。

“我就是想要一个家”

2010年12月30日晚，由于有采访工作，我提前从宁夏离开。之后祥武的相亲到处碰壁。其实在他踏上火车的第二天，他父亲就胆结石发作了，他往家里打电话，没有人接，后来又打到亲戚那里，才知道父亲已经住进医院，于是买当天的票回武汉了。

到家后，孝感市的医院要求先交15000块手术费，而乡里的卫生院只要6000块钱就能做手术。为了省钱，祥武和父亲只能选择费用少的乡级卫生院。

做手术的前两天，也就是2011年1月8日上午，祥武在家给哥哥做饭时，哥哥突然拿着棍子冲进来，照着祥武的脑袋就是一棍子，祥武的身材远不如他哥哥壮实，只能捂着脑袋跑，哥哥一路拿着棍子追打。这一棍子让祥武缝了20多针。医生问祥武要不要打破伤风针，好的140元，一般的20多元。祥武不愿意掏钱，就没打。

他哥哥的病好长时间都没有发作过了，去年12月28日父亲住院，祥武又在宁夏，就没有人给他做口热饭，加上几天都在下雪，饥冷引发了他的病情。

1月11日上午，祥武的父亲在乡卫生院做了手术。这个手术要是在市区的医院，不开刀，用内窥镜做，创伤会小一些，而乡村卫生院用的是传统的开放式手术。手术后两天，祥武给我打电话，说父亲还是觉得很疼，做手术时，医生说胆管和肝脏已发生黏连，胆囊已经部分钙化。父亲这几天住院，祥武的头也缝了20多针，他说他已经没有时间精力照顾哥哥，只好买了一箱方便面放在哥哥床上，随他吃吧。

祥武抽空到孝感市有关部门，把哥哥的情况反映了一下，乡里已经在他写的情况说明上盖了章，让他找更高的部门去盖章，有关部门的答复是他们只收留对社会产生危害的“武疯子”。

祥武终于把哥哥哄进了孝感市精神病院。当地政府特批了10000块钱资助，加上祥武自己出的7000元，但这些钱只够哥哥在精神病院里待上不长的一段时间，要是家里拿不出后续的钱，哥哥就得出院。

2011年1月21日，我再次来到孝感，和祥武约好去医院看看他哥哥。我在孝感汽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他才来。我担心精神病院能否让我拍摄，祥武说没事，医院里他熟悉。

精神病院的病房有铁栅门，为了防止一些精神病人出现极端行为。祥武的哥哥和另外一个病人关在一起，他们俩不能随便出来。

看到祥武来，他哥哥就想过来，但是看我拿着相机，就不往门口走。祥武拿出一块钱，才把他吸引过来。他反复说着要回家。经过医生同意，我们俩走进病房。看见大夫过来，两个病人也不敢多说话，看样子挺怕大夫的。

病房里脏乱不堪，开放式的便池就在屋角，吃的饭像是喂给动物的。

一些没有攻击性的病人可以在走道里溜达，医生还不时哄哄他们。被医生哄，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他们高兴得跟孩子似的。

祥武跟我说，在这样的环境里，17000块钱应该够他哥哥这样的病人治疗半年的，可是人家说就够三个月费用。没办法，现在什么人都要赚钱，即便你是精神病人，也要从你身上赚钱。

从医院出来后，我们又去了祥武的大伯家。祥武告诉我，他爷爷的一些证物就存在他大伯家。我很想去看看那些从台湾那边寄来的东西。

祥武的大伯家住在很旧的四层楼房里，这些房子看起来像是解放初期建的那种，水泥墙面都脱落不少。祥武说这是一个豆腐渣工程，是粮食局偷工减料盖的职工楼。露出墙砖的楼道很窄，显得拥挤脏乱。

祥武敲了很久，婶子才过来开门，并且隔着门问了好一会儿。祥武说他婶婶经常出现幻觉，总觉得有人要来偷他们家的东西。

进屋以后，发现里面比外面更破旧。内室的墙面脱落后，钉上了一些蛇皮布作遮盖，而且前后门窗上绑了很多木栏。婶婶说这样能防止小偷进来，祥武说其实屋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值得偷。

1月的湖北很冷，屋里的窗户居然没有玻璃，整个屋子前后都是透风的，异常阴冷。祥武大伯身体不好，躺在被窝里。

祥武找出那些年从台湾寄来的信件，有死亡老兵家属补偿的表，有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公告，还有“军管区司令部兼海岸巡防司令部”简便行文表等。

祥武的爷爷叫刘杰吾，在台湾改名为刘新吾，在国民党部队里做财务官，1974年死在台湾。按照国民党的抚恤规定，可以给在世遗孀一些补偿。这些信件都是办理遗产和补偿的文件。当时刚改革开放，政策不明，手续复杂，需要到很多部门办理。这些文件最后都寄给了台湾爷爷以前的部队，这些抚恤条件，后来国民党方面也没有兑现。

屋子里阴冷，坐不住人，我觉得站着更暖和一些。拍摄完这些文件后，我们就去了祥武的家。

因为快要过年了，祥武在上海打工的妹妹也回来了。父亲也做完手术，在家恢复。这里冬季没有取暖的设施，没有几件家具的屋里显得很清冷。老人穿着一件军大衣御寒，祥武的妹妹在厨房里忙着做饭。

祥武的妹妹话也不多，我拍摄的时候，她还觉得不好意思，担心哥哥这样找媳妇，会被人笑话。吃完饭，祥武找了个车直接送我去机场。我连夜赶回北京。

2011年2月11日，凤凰卫视播出了刘祥武去宁夏相亲的节目。之后他给我打电话，说了一些内心的困惑。

村干部看到后第二天就跑到我们家，让我不要再做这样的节目，说丢人。连我堂哥都笑我，说我丢人现眼。

其实我的目的不是炒作，我的目的是相亲。

我们当地人都在怀疑我的动机。我当时给你写信，是求你帮我把问题解决了，我没想这样出名。

我没图什么，也不用可怜我，也不用心疼我，我也不要虚的，我就是想要一个家。

刘祥武去精神病院看望哥哥。

刘祥武在大伯家。

捡钱包后的遭遇

2011年春，第二次赴宁夏相亲之前，刘祥武给我打电话，说他在郑州一个工地给人打工。我当时工作紧张，就委托郑州一个摄影师给他拍几张照。我想看看他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因为郑州那家建筑工地条件艰苦，待遇也极差，2011年4月25日，祥武和老乡准备去东北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好一些的工作。

4月27日，他们一行六人乘坐K926次列车到达长春。

刚开始，祥武和几个同乡一起打工，后来由于他身子弱，干不了太重的活，影响到了大家的收入，几个同乡弃他而去，把他一个人留在了长春。

祥武在日记里写着：

4月27日：K926次，10：00到达长春站，大包小包行李拿着，在车站广场找旅店。这次从郑州过来，车票的费用就花了208元，经济压力蛮大的，好在几个老乡以前来过长春，轻车熟路地找了过去，每人15元，挤在一间房里。

4月28日：打听到老乡联系好的工地，每人分摊38元的费用，在工棚里铺床住，上下两层，男女混住，用布帘子隔开。

4月29日：早上5点钟起床，20分钟吃完饭，我和老乡一行六人上了五楼。我们干的是一户一结的活，有时一天一结账。由于手艺不佳，这一户干到天黑也没有干完，而且老板说好几处要返工，当天没有结上账。

晚上在厕所里大便时又发现了鲜血，曾经以为是痔疮，开过一次刀，但后来还是发现有血，医生怀疑是肠炎、肠息肉或者肠癌，建议住院确诊。我没有钱治疗，不料活儿一重就症状加重。

4月30日：今天两人返工，并接着干昨日没有干完的活，我和其余四人在工棚睡觉，11点左右打车到火车站，每人又花去八元钱。

5月1日：老乡说要去大庆，要我出钱买车票。我想这样跑来跑去也挣不到什么钱，况且身体也吃不消，于是就没有同意。他们劝了一下后也没有坚持，可能也是我干活不怎么样，拖了人家的后腿，他们就都走了。

这么一下子分开，我就像一只离群的孤雁，一下子没了主张，只得硬着头皮在火车站周围边走边想。

突然，在东一条街一个空调外机的缝隙里发现一个黑色钱包，我扎起袖子，把手伸进去拿了出来，开始只发现两张铁路中心医院的医疗保险卡、身份证、VIP卡，后来仔细查找，从里层找出了一个“小烟卷”，伸展开来，是两张北京的车票，D22次，长春到北京，票价239元，5月2日14：15开。

捡到钱包后，刘祥武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我问他自己有什么打算，他说：“要是把这两张车票退掉，能有400多块钱的收入，但是那样不好。要是交给警察和失主，人家会不会说里面的钱是我拿走的，说不清楚更麻烦。”

我说：“祥武，你要想好了，这两种选择都是有利弊的。”

我又想了很久，后来给他打电话，结果没人接听。

17点35分，我收到祥武的短信：“我的手机提示声很小，如果没有回音就打电话提醒我，我现在在北京大街农业银行旁的拆迁房里住，车票和身份证等已经通知了电视台，播出后可能会找到失主。”

第二天，我才知道祥武跟报社和电视台说了此事，当晚就播出了寻物启事。失主不但认为钱包是他偷的，还报了警，警察让他去派出所接受调查。

当地《新文化报》是这样报道的：

两女子同名同姓皆自称失主钱包到底是谁的？

还真有这么巧的事？湖北来长春打工的农民工刘祥武拾到一个黑色钱包，先后有两个同名同姓的女子打来电话认领。钱包到底是谁的？

捡到钱包为何让他郁闷？

“我是湖北人，由于生病流浪于长春，弹尽粮绝之际，在火车站旁的角落里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几张去北京的动车车票，没有现金，有身份证、医保卡，我该怎么办？我很纠结。”5月1日晚，这样一则内容发到本报15844096618的短信报料平台上。

昨日9时20分许，记者拨通了刘先生的电话，几次劝说后他才答应见面。

10时许，在约定地点长春火车站站前一家快餐店，一位拎着绿色环保袋的男子缓慢走来，整个人看起来蓬头垢面，米色夹克布满油污，脚上的旅游鞋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见面后，刘先生一直表现得很郁闷。他说，捡了钱包发布通知后，竟有两个女士给他打电话，都说自己是失主。

女失主打来电话礼貌又兴奋

刘先生拿出他拾到的物品，有一张身份证、两张医疗卡、一张百货商店的VIP卡，还有两张长春至北京的动车票，开车时间就是5月2日14时15分。

“当时拾到钱包后，我还特意买了一张电话卡，就为了找失主，没想到被当成坏人了！”刘先生讲述了整个经过。

5月1日7时30分许，他在东一条街上小招待所附近旮旯处拾到这个钱包，钱包当时已经很脏了，检查了里面的物品后，他怕失主着急，特意买了一张电话卡给一家电视台打了电话。当天约19时，他接到一个女子的电话，“电话里她特别有礼貌，可兴奋了。”不过，这个叫张敏的说要去外地，希望他能暂时帮忙保存，等她两三天后回来再取。

一同名同姓女子打电话要钱包

找到了失主，刘先生一颗心也放下了。不想2日8时30分许，又一个叫张敏的女子打来电话。“她特别着急，可是问在哪丢的，啥时丢的，却都说不清楚！”这个张敏在电话里对他说着急乘车走，希望马上能拿到。

“身份证这么大的事，我得对人家负责啊，谁知道咋回事呢！”他提出等之前那个张敏回来后，他再交出，希望能等一下。

“我一这么说，她好像生气了，一个男的接过电话就说是警察！”对方的这句话有些惹怒了刘先生，他一生气就说票已经没了，对方说没事，只要见面把证给了就行，他们还可以给一些感谢费。

“这么说我就更生气了，这不是看不起我吗？”刘先生说，自己虽然20元一宿的小旅店都快住不起了，但也没想到把票退了换钱，如此一来双方越说越僵，对方还要报警解决。

记者调查：俩张敏相差17岁

刘先生委屈地说，当初为了省钱，自己没有办理来电显示。“我没想到会出来两个张敏，第一个打电话时，身份证前几位都对，我就以为真是她的了。第二个也不知道对方号，就没法核对了！”记者从他的身份证上看到，他的全名叫刘祥武，今年38岁，湖北孝感人。

随后，记者来到附近的一家通信公司，在那里查到了话单上的来电号码，通过对照时间，首先拨通了第二个张敏的电话，身份证号码和其他卡的信息全部准确。

之前的张敏又是怎么回事呢？“我叫张敏呀，确实丢了身份证，这段时间我忙着办事，一直没办身份证！”但通过核实出生日期发现，两人相差足有17岁。

火车票找到主人

约10分钟后，失主张敏按约定来到了通信公司门前，还带了辖区民警。

张敏说，她这个钱包里原本就不放钱，平时也很少用，丢包当天她是去给父亲买礼物，当准备刷VIP卡时，才发现钱包丢了。“本来正愁这事呢，这回车票找回来了，能按时走了！”张敏很高兴。

随后，在公安机关做好登记后，钱包终于物归原主。

其实，刘祥武对这篇报道十分不满，认为没有把他的真实遭遇写出来。例如，他曾被失主诬陷成小偷，失主收到钱包后，并未感谢他，等等。随后他三番五次到报社和记者理论，后来居然跑到市委宣传部去反映，其中一个女记者被他逼得落泪。其间我还和这个女记者通过电话，她把稿子传给了我。其实记者的这篇报道是帮了他，要不然他也许真被当成小偷了。最后，谁也不愿惹刘祥武这个“刺猬”了，直到报社社长出面，专门向刘祥武解释，这事才算了结。他还说：“我刘祥武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从这件事开始，我发现刘祥武很会利用媒体。在后来的交往中，我对他这方面的特点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

刘祥武在郑州工地上。（夏里巴人摄）

刘祥武在长春住的工棚。（邓立亚摄）

刘祥武流浪时的“家”。（邓立亚摄）

出海打工找老婆

2011年6月11日，刘祥武在长春街头看到一条招工启事：“辽宁东港市招聘海上捕鱼船员，一年48000元，包吃包住报路费，每月可借支，电话：1533089XXXX，孙先生。”

想到这样干一年，就有钱找媳妇了，祥武就报名了。他还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征求意见。我说：“你要想好了，出海对一个没坐过船的人来说是很难受的，而且在海上不像陆地，有什么事你能跑。上了船，一切就不能由你做主了。”

最后，祥武还是决定去。我交代他，一定要把去的地方和船主的名字，以及船号、出海码头等信息搞清楚，上船之前一定要发给我，到时万一有事也有线索。

6月13日，祥武发来短信：“坐了一夜火车到丹东车站，再坐几十公里汽车到东港市，再坐车到杨晶码头（附近有东港再生资源产业园），收走身份证。晚上涨潮，坐小船出海，船老板赵洪安。”

后来我给祥武发了多次信息，都没收到回信。

6月20日8点24分，我收到祥武的短信：“马老师，我已经从海上坐船回到了岸上，其中曲折以后方便再说。现在我在救助站，报警后警察也不能帮我要回身份证，等会儿我再试试。”

我赶紧让丹东文化馆的林文老师联系一位东港的摄影师，去救助站看看。

摄影师刚走，祥武就发来短信：“马老师，文化馆来救助站拍照，我认为不妥，一旦公开，对我会有很大影响。为避免气氛尴尬，我还是配合拍了。但是我想还是别用了，到码头船舶上重拍几张就行了，那样好看一些。今天记者给我几百块钱，我拒绝了，因为他们也是工薪族，我有办法解决路费。明天9点钟去丹东，坐公共汽车很方便，到丹东后再去找民政局试试看，总之找政府比接受个人的钱好些。”

我回短信：“祥武，丹东也有我的朋友，到了给我信儿，他们也能帮助你。”

6月21日14点17分，祥武短信：“马老师，今天见报后，记者联系了救助站，他们负责车票，明天或者后天就能离开丹东。”

6月22日14点11分，祥武短信：“我下午4点离开丹东，没有挣到钱，没有弄到老婆，也没有脸回家，还是先到长春试试看，实在不行再回。”

我和刘祥武见面后，才知道他在海上究竟有什么遭遇。

我6月13号到丹东东港。19号晚上，我和另外三个人被送到海上打渔的大船上。上船后我才知道，长春的中介把我们“卖给”了船老大，每个人赚了2000块钱。我们一上船，中介就跑了。

我在船上是最低级的，干杂活。船上有船长、大副、二副、轮机长。船不大，晚上不打渔，八艘船就用铁链子锁在一起。白天每两艘船用钢丝绳拼起来，船往前走，网就成了一个窝的形状，也就是拖网打渔。中午12点收回去。一天就打一网，能打一万多斤。

上船的时候，说一个月能赚四五千，还可以提前预支工资。后来我问什么时候能结算工资，船长笑着说：“你们新来的，年底吧！年底海面封冻，打不到鱼了，到时候给钱。”后来我问了很多次，他说：“你们这群SB，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们，再要钱，就让你葬身海底！”

赚不到钱，我就不想干了，而且船上没有淡水，澡都没法洗，衣服也没法洗。他们说，洗衣服时用绳子把衣服拴上，扔到海里拖就行。

船长睡在船上面，我们睡在船舱底下，发动机不停地响，像飞机起飞一样。我本身就容易失眠，这样更睡不好了。船长一按电铃，我们这些打下手的就要马上起床。

我跟船长讲我要走，他说：“你要走可以，告诉你家人汇钱来。把你带到这儿的路费，还有2000块中介费，都要还给我们。”

船老大说，好多人干到年底就给扔海里去了，扔到发动机螺旋桨那里，一搅人就没有了，都喂鱼了。这些人死无葬身之地，家里人也查不到。

上船之前跟我们说，渔民证一两天办不下来，给我们办这些手续要花500～800元，但是都已经说好了，让我们放心。

警察上船来检查时，我们都藏在船舱里，不能露面，不许说话。

我最后跟船长说：“你打开电脑看一看，你到新华社问一问我刘祥武是什么人。新华社北京分社、《南方周末》都可以查到我刘祥武。资深高级记者都给我买过票，给过我钱。我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原来打工单位欺负我的几个大老板都被我搞得封杀、罚款了。”

他们可能上网查了，可能也看到凤凰卫视跟我去宁夏相亲那期节目了，要不然不会轻易放我走。船上的人都说我是有点真本事，一般上船的都要白干一两个月，非让你把办证的钱和那2000块钱中介费挣回来才能走。他们说我是唯一一个干几天就能走掉的人。

在船上，我们手机都没有信号。船长用电台跟老板报告我这个事情，说我认识新华社记者、《南方周末》记者，上船之前已经把老板的名字在记者那里备过案了。

快到半夜时，我坐着他们来装鱼的小船上岸了。我怕挨打，趁岸上的人都忙着搬鱼，就混在里面出来了。出来后，我去码头找到一个开出租车的，说我被骗上船，身无分文，让他把我送到最近的派出所。

到派出所后，我敲门，没人开。我知道里面有人在睡觉，太晚了他们不想开门。我就打110，说自己被骗了，要向他们求助。110问清我的位置后，让我先在原地等着。

一会儿，我听到派出所里的电话响了，110总指挥打了派出所内部电话，里面的人不想起来也得起来了。有人把门打开，说：“打电话的就是你吧，你不要进来，就在那里等。”那人给救助站打电话，打完后对我说：“我把你送到救助站去，你可以在那里住一夜。”

第二天，我又去派出所找那个人，说：“我的身份证没了，要是被人拿去做坏事怎么办？”警察说：“你这身份证不好找，你没在我们这儿登记，你也没有船民证。我们还真不好办，电脑上也不好查。”我跟他说：“你给不给我找？我和媒体很熟的啊。”

他说找谁也没办法。我说：“你们要不管，我就去公安局反映。”他说：“这不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你在这里打黑工，还找我们麻烦？我们只查有船员证的。”我说：“是你们失职，你们这里有边防检查站，没有查到我在船上，就是你们失职。”

我给丹东电视台、东港电视台和《鸭绿江晚报》《东港日报》等地方媒体都打了电话。最后有两三个电话打过来，问究竟是怎么回事。《鸭绿江晚报》记者开车过来，听完我的叙述后说：“要不这样吧，我给你些钱，你买张车票回去吧！”我跟记者说：“我做这些，是为了防止更多人上当受骗。”

记者采访完后说：“那你多保重啊！有什么情况，你再给我打电话。”他还劝我：“就算交个学费，吃个亏，算了吧！”

派出所的人一看媒体关注了，就说：“我一定把你的身份证找到。我们这里码头很多，我开车带你一个一个找。”

我跟警察说：“我给你出个主意，现在科技很发达，在网上搜索东港赵洪安。”结果搜出来了，警察让我看是不是电脑上那个人，我毫不犹豫地说：“就是他。”

船老板最后自己把身份证给我送过来了，看到我还问我怎么不直接去找他，干吗要找派出所。我说：“我找你要，你还不打死我呀！你还得要我还你什么办证费、中介费。”

后来他们把我从东港救助站转到丹东救助站。丹东救助站看我说话这么“牛”，就上网查我，还说：“算了，你别再给我们惹一屁股麻烦了。既然《鸭绿江晚报》打电话来了，就给你搞张车票吧！”要不是记者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还不愿意管。

我后来看到了这篇报道——

一名湖北农民的7天船员经历

被中介公司蒙骗提辞职就挨打

溜鱼段、火腿肠、大米饭，这顿6月20日在新沟边防派出所吃的午餐，是湖北省孝感市农民刘祥武踏入丹东一周时间来，最好的一餐。

当日下午，这名38岁的湖北汉子，用很浓的方言，讲述了他在东港做船员的噩梦般经历。

诱惑，令他从长春来丹东

4月底，刘祥武从老家北上至吉林省长春市，投奔一个建筑工地干活儿的老乡。不久，他离开这个建筑工地，到长春市的一个劳务市场找活时，看到丹东、大连、烟台的一些公司在招聘船员。其中，“丹东××水产捕捞有限公司驻长春办事处的人事部经理告诉我，每月能挣4000元左右，一天就三四个小时的活儿，不累，小姑娘都能干。还能看影碟，要看什么可以单点，我就动心了”。

面对这么优厚的待遇，没有船员经历的刘祥武心存顾虑，没有马上答应。到了6月份，招聘船员的宣传力度很大，再次吸引了刘祥武的目光。当他与招聘者道出婚姻的波折后，“（丹东××水产捕捞有限公司驻长春办事处的）那位人事部经理说，在丹东很好找媳妇，我如果去，既能挣到钱，又能找到媳妇”，刘祥武回忆道。

6月11日晚，在这家水产捕捞公司的带领下，刘祥武同其他三名应聘的吉林人一道乘上齐齐哈尔—丹东的火车。12日上午抵达丹东后，一辆等候在铁路丹东站出站口的出租车，直接将他们拉到东港。签了劳务合同后，刘祥武与同来的一名长春人当天下午就被送到海上的一艘渔船上，开始了工作。“他们说要买保险、办船员证，就把我的身份证拿走了。”

提出不干，他两天没饭吃

刘祥武所在的渔船，一共有九人，其中四人是招聘来的船员。“我刚上船，一个老船员就说，你们又被骗来了。”这番话，令刘祥武有种不祥的预感。

船上的生活环境，与当初的承诺大相径庭。“根本就没有电视，吃的是土豆、茄子、黄瓜——至多一个星期送一次菜，我们吃的时候都不新鲜了。我是外地人，吃不惯。”尤其让他不能忍受的是，睡觉的地方是船舱，“发动机嗡嗡响，就像飞机起飞（的声音）”。

因为做过痔疮手术，刘祥武有便血的毛病。上船后的第二天早晨，他就开始便血，加上受不了噪音和不给工资的担忧，便向船长提出不干了。“船长说，我过来，（老板）付了至少2000元的中介费，还要办船员证、买保险——要想走，就让家里汇5000元作为补偿。要不，老板什么时候派人来换我、什么时候挣够5000块钱，我才能走……”

采访时，胡须很长的刘祥武说，他提出不干后，每天都挨打。“18号和19号两天，不给我饭吃，别的船的船员偷偷给我两包饼干……后来为什么放我走？17号那天我对船长说，《南方周末》、新华社、凤凰卫视都报道过我，不信可以上网查——可能是这起了作用。”19日晚上，刘祥武被安排到接货船上，夜里12点左右到了码头。上岸后，他好不容易才搭上一辆出租车。听了他的遭遇，好心的司机把他送到新沟边防派出所，没收车钱。20日上午，刘祥武拨打本报新闻热线2271111求助。

边防：类似的事情很多

就任新沟边防派出所教导员一职仅两个半月的顾海山，就遇到过十多起与刘祥武一样的求助。虽然这类归属于劳务合同的纠纷，不在边防派出所的职责范围之内，但派出所官兵还是尽自己所能，为求助者提供帮助。

“他们是让中介公司给骗了。”顾海山说，他们接待的这些求助者，都是相信了中介公司的“环境好、待遇好”的说辞才来的。

其实，被忽悠的不仅是应聘者。“船主通过中介找工人，他们来了后因住得不好、出海不适应等理由提出不干，船主不仅损失了中介费和保险费，还耽误了出海作业，也是受害者。”顾海山介绍道。

刘祥武的求助，令新沟边防派出所颇感头疼，原因是他既不知道船主的姓名，也不记得所在渔船的船号，甚至连上岸的码头都说不清楚。对待这类职能之外的求助，派出所本着能帮就帮的态度，还是派专人在当地进行走访调查。

顾海山介绍，根据东港市公安局的规定，正常到船上工作的人员都必须办理出海船民证，到公安部门采集指纹等个人信息，并录入到电脑系统中，可以查到船员工作的船只。经过查询，系统中并无刘祥武，他属于一名“打黑工”者。

幸运的是，20日下午4点34分，在记者返回的路上，刘祥武打电话告知派出所，已经找到他所在渔船的船主，取回了身份证，并愿意通过救助站返回老家。

正是这篇报道和记者的电话，让刘祥武得以脱身，并得到当地救助站的帮助。

刘祥武从海上脱险。

一个流浪汉的善举

2011年6月底，刘祥武从东北回到老家。手头的钱已经用完，他哥哥也从医院里出来了，父亲还是催促他的婚事，他只好又去武汉打工赚钱。

刘祥武回到武汉后，去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每个白天能挣120元，晚上加两个小时班能挣50元，这样每天就能挣170元。为了省钱，他在江边一艘船上住，每月120元租金，比住陆地上的房子便宜很多。

住了一个月左右，赶上大暴雨，那艘快报废的船漏水沉了，刘祥武的衣服被子也都没了。他给船老板打电话，要求赔偿损失，未果。他又去找市政府、海事局，也给媒体打电话，都没有得到解决，只好回到工地，住在待拆迁的房子里，里面没水没电，窗子和门也都被拆掉了。

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刘祥武救助了一个乞丐。

有一天晚上八九点钟，我在武昌水果湖步行街转悠，遇到一个河南罗山县的乞丐，他名叫李华和，双腿被开水烫得血肉模糊，用板凳当拐棍，一步一步往前挪着走。我过去问他怎么不回老家，他说：“我就有一个哥哥，哥哥条件也不好，我只能出去乞讨，一天还能讨个七八十块钱，够生活。”

过了几天后，有天晚上，我和住在一起的朋友又去那里转，远远地就看到前面围了好大一堆人，到跟前一看，是一个女孩，她爸爸正在踢她，打她耳光：“我问你，钱到底交给谁了？”女孩说：“钱就给这个讨饭的了。”

女孩指的这个乞丐就是李华和，但他根本不承认，还对着周围的人喊：“你们大伙儿说说，什么人会给我这个乞丐2000块钱？有没有可能？你们自己想想。”

女孩的家人和亲戚朋友围住这个乞丐，让他交钱。他死不承认。人家又不能打他，他是个残疾人。

这个女孩脑子肯定不太正常，我哥哥就这样，我能感觉得出来。我家里有精神病人，我知道精神病人的状态，正常人肯定不会给一个乞丐2000块钱。

我看不下去了，就对这个乞丐说：“这个女孩不是行为正常的人，这个钱要还给人家。你还钱之后，我保证不会让社会忘记你。这个钱你要不交出来的话，我就报警了！”

他说：“唉，瞎说瞎说，哪个人会给乞丐2000块钱呢？没有人会相信的。”

我说：“你给不给？你不给我现在就搜你身，现在就送你去派出所。你不拿出来，从今以后你都没资格在武汉这边要钱了，我跟媒体熟，我找媒体揭露你这种行为。”

我这样说，他有些害怕，说：“这钱是给我了，但我是个残疾人，我怕放手上不安全，就到附近的银行存起来了，明天银行开门，我就取出来。”

我就跟那个女孩的家长说：“你相信我，把你们的手机号留给我，等这个钱到位了，我随时通知你们。”

结果那个家长不相信我，说：“你是什么人？这个事不要你管。”

那家人走后，我说：“李华和，今晚上我就陪着你，你哪也别想去。”其实当时我也没有别的好办法，他是个残疾人，全身上下都血糊糊的，又不能打又不能骂。我就躲到一边去，打算今天晚上守着他。

他看人们都散开了，就鬼鬼祟祟地四处张望，然后从裤子里把钱掏出来，拿在手上数，都是100块的。当时我就想过去抢过来，但是在法律上就会涉嫌抢劫；不抢下来，我又怕他拿着钱走了。我如果强行拦阻他，别人会说我欺负残疾人。

我走过去说：“李华和，今天晚上我就睡在你旁边了。这个钱你要是还给人家，我保证你在这里讨到的钱不止2000块。”

他说：“不要你管，不要你管，这个钱你也得不到一分。我自己的事情，不要你管。”

我说：“你这个钱不给不行啊！我们都知道你是河南信阳罗山县的，我用手机拍一张你的照片，发到网上去，就能查到你家的地址，你跑到天边，我们都能找到你。你这种做法是非法的，人家孩子头脑有病，不是正常人，你拿这些钱是不对的，人家能起诉，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我口都说干了，这些话也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那天晚上，我没睡在他旁边，怕他有可能伤害我。我跟他相隔几十米，他一旦想走的话，我就能发现。那边乞讨的人非常多，还有披麻戴孝，拿着骨灰盒乞讨的。

我打了几个小时电话，后来有几家媒体赶过来了。他们听我说完后也都很为难，说：“这怎么办？他一个残疾人，我们也不能搜身。你有什么新情况，再给我们打电话吧。”

第二天，那个女孩和家人赶过来了，这个乞丐当面就把钱还给她了。给钱的时候，我跟这个女孩的父亲说：“你把手机号码给我。”他不给，反问道：“你是什么人？”他非常非常怀疑我。

李华和还钱的事迹见报后，被称为“信用乞丐”，引起了很多媒体关注，深圳有家医院还答应给他治病。同时，质疑的声音也很多。一个武汉同乡的记者就跟我讲，这个新闻肯定是假的，不可能有人给他2000块钱，而且这个新闻还有缺陷：给钱的时候照片拍了没有？这个女的姓甚名谁，手机号码是多少？

我当时想，既然李华和把钱交出来了，我就该帮一帮他。我又不断打电话给媒体，后来香港卫视、凤凰卫视、江西卫视、山东卫视、深圳卫视专程采访李华和，表扬他这种精神。

四个月当中，我不停地救助他，给他买了被子，买了被单。我不停给来采访和捐助的人介绍情况，让人家都把他写得好一些，有助于给他治病。

深圳那家答应给李华和治疗的医院有点反悔，拖了几个月。当时武汉的报纸已经刊登了要给李华和治疗的消息。后来还是我又打电话到深圳的医院，催促他们。

我说：“你上新华社、《南方周末》查查看我是什么人。假如这个事情你们不讲信用，言而无信，说治又不治，这个后果你们考虑一下。”

医院后来说：“哎呀！小刘你不要催了，我们尽力而为。”结果十月份就把他接过去了，全部给他配营养餐，住高级病房。然后把李华和的哥哥都接过去了，要他直系亲属签字，说手术有风险。现在还有香港、台湾、美国旧金山的好心人给他捐款，全球上百家媒体报道……我是个幕后的人物，也不想出名，开始的报道中说是我在这个事情中间做协调，后来再也没有提到我。

报道告一段落的时候，李华和有些失落，几次打电话骂我：“你不是人，你说报道后给我治病，现在又不给我治。我以前乞讨的时候，一天也能讨一两百块，现在人家看到报纸都不给钱了。你他妈是个骗子，害了我。你是不是想出名，想炒作？”

我也骂他：“这个社会不欠你一分钱，人家医院说给你治，肯定会给你治疗的，你就不要着急。”

他骂我好几回了，我很生气。我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没治疗之前，李华和靠板凳走路的样子很惨很惨，血肉模糊，整个人蜷缩在一起，就像蚯蚓。后来，深圳的医院请北京的专家夏教授给他做手术。治疗后，他可以拄着棍子走路，就不那么疼了。

上了报纸之后，李华和成新闻人物了，河南信阳民政局给了他一两千块钱。他就想让我去一趟河南，让我再找河南的《大和报》《东方今报》等媒体再呼吁一下，给他哥家也搞一点钱。我说：“算了算了，社会已经答应免费给你治腿了，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比你还苦的人多得是，你哥哥再穷起码有碗饭吃吧！”他哥哥在武汉工地上干活，一天挣一百多。

这媒体一报道，就不得了，深圳很多人到医院去看望他，河南的企业家说他是河南人的骄傲。这说明很多新闻都是媒体放大的。

我看过那篇关于“信用乞丐”李华和的报道——

武汉街头“信用乞丐”：希望别人心甘情愿给我钱

一个精神有问题的女孩给乞丐捐款2000元，家长知道后赶来追讨。43岁的乞丐李华和守信用，答应次日还钱，他说到做到。

本报昨天A08版独家报道此事后，不少市民表示，李华和身处困境，还能这么守信用，难能可贵。多位读者来电打听李华和的详细遭遇，对他的处境表示关切。网友更是给他送了个外号——“信用乞丐”。

记者：你的腿是怎么受伤的，什么时候开始的？

李华和：2008年12月在蔡甸区一个瓜子厂工作时烫伤的，我在那做了一个月零三天，当时是用特大的锅煮瓜子，我站在锅边搅拌。锅边湿滑，一不小心滑进煮瓜子的开水里，当时我被烫晕了。老板把我送进医院，付了34000元的医药费，后来老板说我滑进锅里也有一半责任，不愿帮我承担余下的治疗费用。后来虽然又支付了45000元，但让我哥哥签了免责协议。后来我多年积攒的两三万元也用来治病，但钱不够，无法治愈。至今我的腿不能正常走路，伤势还是挺严重的。

我问过专家，由于我的腿是弯着被烫的，大腿与小腿交界处皮肉黏连，还需要十来万，做腿部黏连皮肉分离手术以及植皮，才能让腿部基本恢复。

记者：那出院后谁来照顾你呢？

李华和：我没有老婆，只有哥哥和一个十来岁的侄子，是哥哥在照顾我，哥哥每个月支持点生活费，管我吃了一年多。但我哥哥也只是拉煤工，后来烧煤炭的人渐渐减少，就改行去建筑工地打零工，条件也不好。我不愿成为他的负担，一年多前，开始沿街乞讨生涯。每天讨到的钱，一般50元左右，少时一天三四十元，多时七八十元。

每天我的开销是十几块，遇到需要买药等事情就要二三十块钱，睡就在街边。只要到了冬天，这腿受不得冻，我就带着讨来的钱回老家河南省罗山县过冬，等暖和了再来武汉乞讨。

记者：遇到的好心人多吗？

李华和：能施舍的都是好心人。二十多天前，我在水果湖建行那里乞讨，有个女士问了我的烫伤原因后，一次就捐给我100元，我很感动。

记者：你当时2000元在身上，为何哄骗说不在，约着次日才还？

李华和：我当时被几十个人围着，特别紧张和害怕，当时包里还有讨来的五六百元，我拿2000元出来，也怕别人看到我其他的钱，我想单独交给女孩的爸妈。

记者：2000元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在归还这个钱时是什么心态？

李华和：我在水果湖一带乞讨一个月，也只积攒了六七百元，2000元对我来说确实很多。但即使是20000元，我也会还给他们。我也很同情那个精神病女子，她也特别可怜，即使是20000元，我也不能贪，我不能做昧良心的事！我乞讨，是希望别人心甘情愿地给我钱，别人不愿意，我绝不会要！

记者：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李华和：在烫伤之前，我就做过拉煤工十多年，习惯自食其力。虽然现在只能弯着腿走，极不方便，但因为我关节无恙，只要凑到了钱，就能做黏连皮肉分离手术，正常行走，然后我想找份工作，自食其力！

昨天8个小时，讨到57元

昨天，水果湖步行街，记者跟随李华和8个小时。

上午9点，李华和拄拐蹒跚着走到水果湖横路入口处，靠树坐下，将乞讨用的塑料碗放在身前。

至10点17分，陆续有十几个行人给他施舍，都是一元钱。他将“乞讨碗”里的纸币弄整齐，共15元。

10点23分，李华和用10分钟走到了50米外的水果湖菜市场步行街侧门口。至12点，又有8人给他捐款。

随后，他走到离此20米外的公厕，这里有残疾人专用便池。

半小时后，他从厕所出来，走到十几米远的刘有余药堂水果湖分店门前，约一分钟，女售货员出来了。两人说了一些什么，售货员进去拿了一些药给他看。他摇头，售货员再拿药给他看，他接下两盒药，给售货员一些硬币。

“我上药店台阶非常困难，就叫售货员将药送出来给我，她们蛮好。刚才去厕所，大便解不出来，就买了助消化和通便的药，一共花了五块二。”

中午1点左右，一男子给了五元，并与他攀谈了十分钟，还送来一些吃的。

记者打听到，这男子名叫刘世俭，在“浪莎袜业”工作。他说：“《武汉晨报》报道了他，这个乞丐挺讲诚信，该宣传！这2000元对他来说真不少，能还钱真是不容易。他应该将自己的遭遇用一个牌子写出来让路人看，他腿上的烧伤痕迹，令很多人不敢靠近，实际上，如果遮住些腿伤，不要裸露太多，也许捐钱的人还会多一些！”

截至下午5点，一共收到57元。一整天，他都没有出声乞讨。

“信用乞丐”

市民朱女士说，这个乞丐挺可怜，在这里已经一个月，从没有看见他主动放声乞讨，也不拦人讨要，要是有人给，他自己默默收下。

市民彭为说，看了《武汉晨报》报道，专程来看看，这个乞丐真是好样的，讲信用，诚心祝福他早日恢复健康！

本报连续报道的“信用乞丐”李华和到深圳免费治病。昨天，《南方日报》、广东电视台、《广州日报》、香港《文汇报》、《深圳晚报》、南方卫视、广州电视台、深圳电视台等数十家媒体报道了“信用乞丐”事迹和医院的救助行动。连续报道此事后，感动了深圳XX医院负责人……医院承诺免费为李华和治疗。

刘祥武说：“新闻就是要唤起别人的注意才有意义，才能有力量解决问题。媒体要报道一个人的话，首先要有社会影响力，有新闻价值。”

我说：“看来你很懂媒体的‘路数’。”

“他们的‘路数’我全懂，因为我在劳务市场，我所接触的事全部都是社会阴暗面呀！但是我的口述他们报纸登出来后，就走样了，这个我也没办法。”

“和媒体打交道是不是培养了你，提升了你，教会了你很多东西？”

“媒体没培养我，也没提升我。我现在还是一个人，什么也没有得到……有时候我觉得媒体是害我的，媒体让我去做卧底，结果呢，他们就给我几百块钱线索费，我冒这样大的风险，就给我几百块钱……有的媒体记者说我也是你们孝感人，下回有什么好新闻，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就这个‘信用乞丐’的事情，几家媒体还说：‘哎呀，你怎么不先给我打，让别家抢了头条新闻。’”

“媒体放大、炒作这个事情，也是帮助了你和他。”

“我一个农民工也没有那么多能量啊！”

人大概都存在着一些善意的天性，使得人能够关心他人的命运。一些有信仰的人，更是会不计回报地去帮助别人，在关注、救助他人的过程中得到乐趣和成就感。刘祥武还不完全是这样的人，他还是希望他的帮助能唤起别人对他或者对社会的感恩。这样一来，他就有了难言的痛苦。

刘祥武的救助使一些人得到了恩惠，被救助者看到了一丝曙光，感到这种获取“利益”的方式如此容易，并且希望能得到更多满足。被救助者如果又重新回到以前的生活状态中，心里就会感到失落甚至愤怒。这时候，感恩意识消退，他们反倒会对之前伸出援手的人有很多怨言，并且自己不觉得是在伤害别人。

刘祥武的证书和通讯录。

刘祥武帮助“信用乞丐”李华和。

刘祥武在武汉的住处给媒体打电话。

刘祥武喜欢看报纸杂志。

草草结束的感情

2011年11月25日上午，祥武发来短信：“马老师，你好，我在武汉一家私企自办的学校学开塔吊。我很想看看我的照片，你能否在百忙之中给我寄来？相亲没戏了，我春节也回不了家，否则会很难受。我的婚事还得你给我操心，听说越南那边有愿意嫁到中国来的女人，你朋友多，能否给我留意一下？”

我回信：“我已经和广西的朋友说过你的事，他们答应帮助，给留意看看。如果合适、合法，就给你找一个越南女子。”

祥武短信：“马老师，我已经三十八了，再这么混下去就没有希望了。我不想怄这个气，但父亲催促得紧，我不结婚，就不能进这个家门。我不怪他，他这一辈子够苦的，我只有想办法。”

我回信：“有消息我马上就给你信儿。”

12月21日，祥武短信：“马老师，一个堂姐给我介绍了一个宁夏的女人，离过婚的，我准备过去看看，你能过去拍摄吗？”

12月23日，祥武短信：“马老师，我已经买了今天上午10点的K1296次火车票去宁夏。她说先见面再说，见面看看有无缘分再决定。”

我回信：“祝你好心情。”

祥武短信：“哪来的好心情？明知此行希望不大，但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为了老父的心病，只要是个女人就可以，我不在意她的一切。你不能体会到的，你没亲身经历过。”

23日下午4点，我决定去一下银川，正好是周末，年前我也就这点时间。

我24日乘8点50分的航班飞到了银川，祥武的火车是16点19分到。第二天就是圣诞节。

祥武到银川后，为了省钱，跟我住一个房间。见面后，我问祥武对这次相亲是怎么打算的。他说：“我是这么想的，先把她弄回去，也不办结婚证，过一段时间看看怎么样再说。”

在宾馆，我见到了祥武堂姐给他介绍的这个女人，第一印象就是有些老，身材臃肿，神情颓废，一问才知道已经42岁，比刘祥武大六岁。

她身着不搭调的衣裙，身板比刘祥武高大，还抽着烟。后来祥武告诉我，她是一个受过挫折的人，没有正式结过婚，给人家做过后妈，后来那个男的不要她了。

夜里11点，刘祥武送她到门外，两人在走廊里说着什么。过了一会儿，祥武回到屋里说：“马老师，她让我送她回家，说家在郊区，比较远，打车得百十块钱。你看要不让她跟我们一起住吧？”

刘祥武的这个决定实在是吓我一跳，我有些吃惊地问：“怎么住，再开一间房？”

“就和我们住一起，我们俩睡一个床，你自己睡一个。你别想多了，我们在外面经常这样，为的是省钱。”

他说这话的时候，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你真是瞎扯，第一次见面就睡一起，还跟我一个屋？我给你钱，把她送走。”我不客气地说。

后来祥武把她送走，约好第二天上午再见。

第二天早晨，吃完饭回来，我看见床上摆了很多当地的报纸刊物，都是刘祥武在街上转悠时收集的。

我问他：“你拿这些报纸干吗？”

他说：“我每到一个城市，就上街收集当地的报纸刊物，从里面能看出这个城市的特点。我从银川这些刊物里，就能看出宁夏有很多缺水的地方，这些地方的人肯定过得不好。我就想，我们那里一些村庄有很多空置的房子，人都出去打工了，这里生活条件恶劣的人可以移民到我们那里。我准备给这里的政府机构打电话，说说我的建议。”

他开始给《银川晚报》、扶贫办、政府办等机构不停打电话，最后终于有一个部门接通了。

“喂，你好，是这么回事，我是从湖北来银川的。现在有这么一件事，我们那里一些农村的学校，一些乡政府机关的楼都废弃不用了，这次我到银川之前，看到电视、杂志媒体的一些相关报道，知道你们宁夏也算是老少边穷的地方，有很多地方住的是窑洞，很多地方的人一天吃两顿饭，还没水用。”

“喂，你不会说普通话吗？你说的话我听不懂啊！你说普通话吧！哦，好了。我是想做个好事情。如果你们这福利院、孤儿院，或者是大山里面的人，想改变自己命运，想移民，想搬迁的，我可以给他们提供这些房子，提供这个信息。对，我的电话1312994XXXX，我姓刘，文刀刘，你们可以通过报纸，或者通过相关扶贫的部门，看看你们这边哪里最苦，哪里不适合人居住，可以全家都搬过去。我们那里房子空着也是空着，而且荒芜的地也很多，有很多河南人、安徽人到我们那里去包地种。那边打工的机会也多，起码也不缺水，土壤情况都比这边好。哎，嗯，嗯，好，好，好。”

我对刘祥武说：“你很操心国家大事啊！”

他说：“这不是国家大事啊！这也关系到我的利益。我介绍他们去的话，自己也顺便再找一个对象。我要靠媒体生活，他们还给我起过很多绰号。”

“哪些绰号？”

“啄木鸟，还有侦探。我到一个城市，人家都说我是侦探，我收集当地的信息，在街上乱转。我经常读书，那里有大讲堂我就去听，我有文化啊！”

“你是什么时候看到《读库》上我写老三那篇文章的？”

“我是先看了《新世纪周刊》上的报道，然后给你写的信。后来你寄给我《读库》和《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读库》里有的文章，写得比你的还好。张宏杰的文章写得好，他对历史的掌控，用的那个语气，比《明朝那些事儿》都写得好，能吸引读者读下去。”

“看来你挺爱读书的嘛，读书对你有什么用啊？”

“现在我每天没有活的时候，都去图书馆看书、上网，都不要钱。住也是最便宜，吃饭也是最便宜的，我看电影也不花钱的。你空腹的时候，你失眠的时候，你烦的时候，书有净化心灵的作用。看书让你不去打麻将，不去泡吧，不去KTV什么的。看书又不要花钱，看书又能消遣，又能吸收点东西。去健身和旅游都要花钱。我在北京那么多年，就没有花钱去过故宫，我在天安门广场一转，到过首都的中心就行……”

“你哪一年在北京干活啊？”

“九四、九五、九六年，那时候北京正在大搞建设，建了西客站、交通部、协和医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东安市场。这些工地我都干过，一个工地干几个月，然后去建外交部。是以前那个老外交部，在西四那里。现在新的外交部在朝阳门外大街，半月形的那个建筑都是我们孝感人建造的。在北京的时候很稳定，就是干建筑而已，去这个工地干干，再到那个工地干干，不像现在这样不停地跳。那个时候的老乡多，基本上就在老乡干活的地方找活干。不是我想游荡，我也想实实在在地干活啊！只不过我身体差，一看赚钱不多我就马上跳槽。”

“现在是老乡抛弃了你，还是你抛弃了老乡？你总是行踪单一的样子。”

“人都有一种丑恶性，我们那个包工头做管理，就多增加一些电话费、吃喝的支出，还有那些小带班、小包工头，总是贪别人的钱……扣得太厉害了，一个月要扣我们几百块钱。今年那个包工头好像又换了个新的小轿车，这些钱都来自我们身上。”

“那你为什么不向他们学习啊？这也许是人生存的一种必需的方式。”

“怎么向他们学习？这种人脸皮要厚，心要黑，不是每个人都能学成那样的。你看过那个《厚黑学》吗？李宗吾写的。我觉得那书写得不行，我看那个标题，我就觉得这个人不行。”

“仅看标题就排斥，太断然了吧？这书你看了没有？”

“看内容提要啊！他说脸皮要厚，心要黑。心黑要黑如煤炭，脸皮厚要厚如城墙。既要黑，又要黑得发亮。既要厚，而且又要硬。要黑得无色，要厚得无形。总之要厚颜无耻吧，我做不到啊。还有《方与圆》这种书，说的是做人要圆，做事要方。”

“做事要方，便是说做事就要遵循规矩，遵循法则。做人要圆，但这个圆绝对不是圆滑世故，更不是平庸无能，这你能接受吗？”

“按道理，在社会上，这样的人才行得通，否则像我，刺猬一样，有锋芒不行。”

“也就是说，《方与圆》《厚黑学》你都不接受？”

“都不接受。不过我觉得人还是要老实一些好，如果每个人都那样，这个社会就被搞得尔虞我诈了，都没有一点真诚的东西了。但是你要想成功，要想搞人脉关系，不那样又不行，不那样又吃不开。这是一个两难的事，怎样把握好这个度，怎样搞得游刃有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起码我做不到，叫我去厚黑，叫我去方圆，叫我去搞，我搞不了。”

当天中午，在银川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上，我又见到了祥武的这个相亲对象。两人见面挺亲热的，还开着玩笑。

我请他们俩在广场边的一个饭店吃了顿饭。饭后，这个女的说让祥武去他们家见见她母亲，于是我们买了些水果，打车去了她家。她家在银川郊区，打车花了将近100块钱。

到了她家，她母亲正在跟人说话。看到我们来，居然没一个人搭理我们，也没人搭理她。我和祥武很尴尬地退出来，在外面等着。

半小时过去了，也没人过来请我们进屋。其间，她哥哥从屋里出来，经过我们面前，跟没看见一样走过去了。祥武问她屋里是谁，她说是邻居。

还是祥武见过世面，他朝屋里那个邻居招招手，喊道：“你出来，有人找你。”这个邻居出来后，祥武说：“你赶紧走吧，我们要和她妈妈说重要的事。”

我们再次进屋，这个女的跟她妈妈介绍，说刘祥武是来相亲的。老人家摆摆手说：“只要你们俩愿意，我没有意见，也不管。”老人不问刘祥武的任何信息，根本就不关心女儿的婚事。

从她家回到市区，我给刘祥武定了一个宾馆，这个女的也一直跟着祥武。我给了祥武一些钱，就去了银川机场。

上飞机前，我给刘祥武发了个短信，问他觉得这个女的怎么样。

晚上7点，我回到北京，落地后接到祥武的短信：“她这个年龄是不能生儿育女的，所以不能居家过日子。我的婚事还是十万火急，明后天晚上，我再决定要不要她，如果要，就去做她们家的思想工作。压力太大，实在找不到解决婚事的办法，实在是委屈。”

两天后，刘祥武决定带这个女人回湖北老家。他告诉了我后面的经过——

她跟我到武汉后，就跟我去了工地，吃住在一起。很多工友看不惯。一个多月后，公司领导说我这个人思想品德不行，最后把我开除了。没办法，我只好带她回家，想让她在家里干干活，种种地，不叫她出来。没想到快过年的时候，她说她要走。

她不愿在这里待下去了，说：“来到你家，天天都吃猪肉，我是回族，在饮食上很不方便。”其实我们家都吃不上什么肉。

我恳求她留下来，她说要回去跟前夫处理房产纠纷的事情，说如果我们有缘分的话，2012年再回来。

我估计她在我家看到我哥哥那个样子，不可能再回来了。我家本来就不富裕，为她的到来，前后花费了七八千块钱。我家种地一年收入都没这么多。我的名誉也受到了影响，村里人说：“这个女的像你妈一样，这么老的人你都留不住。”

她走的时候，哭着说没有钱，我的老父亲给了她800块钱。刚过完春节，到银川没有座票，她说她有心脏病，不能站20个小时。我就把票退掉，换日期，重新买，怕她路上犯病。她又说要给她妈妈买礼物，给她哥哥、嫂嫂、姐姐也都要买。我就这样把她送上车，回去后，就音信全无了。

现在我想报复一下她，我真是咽不下这口气。我当时真的想过，如果她跟我成家，我也不嫌她老。结果她只是把我当成备胎，把这里当成疗伤的地方。疗完伤，她就跑回家了，搞得我为她损失了那么多的财力物力，什么也没有得到。

刘祥武最后问我：“马老师，你可以把我这个事情报道一下，这样她和她的家人就有压力了，你在宁夏不是有朋友吗？”

我告诉他：“你利用媒体利用惯了吧，这次你不要想利用我。”

刘祥武这段感情经历来得快，结束得也快。

救助别人的“老婆”

2012年6月18日，刘祥武在街头发现来武汉寻夫的广西女子“叶金凤”，于是开始帮助这个陌生女子。

当时武汉媒体曾以“丈夫称患癌症悄然离家，大肚妻不离弃来汉为子寻父”为题报道“叶金凤”的事情：

“叶金凤”是广西贺州黄姚镇人，2011年9月在深圳一家公司认识了30多岁的湖北大冶籍男子吴某，两人相恋同居不久后，“叶金凤”怀孕。2012年6月，“叶金凤”回贺州老家养胎，吴某告诉她，自己被查出癌症晚期，将回大冶治疗，随后失去了联系。“叶金凤”从贺州赶回深圳，没有找到吴某，去湖北大冶寻找，依然不见吴某踪影，最后到武汉来，在同济、协和等几家大医院询问，依然没有结果。

6月21日19点14分，祥武发来短信：“我答应‘叶金凤’的要求，借5000元给她，还不还就看运气了。现在救助站有专人送她回家，电视台也在车站拍摄，他们把警方提供她男朋友的复印件也给了她，会有结果的。”

“叶金凤”被救助站送回家后，刘祥武多次给她电话，希望她能把5000元钱还给自己。“叶金凤”不但没有还钱的意思，反而张口再让刘祥武借她20000元，说是生孩子可能要难产。

刘祥武没有借，在后来的沟通中，“叶金凤”把借钱的数目从20000元降到2000元，刘祥武还是没借，之后“叶金凤”就不接电话，最后关机了。

2012年10月，刘祥武跟我沟通，问我能否找朋友打听一下“叶金凤”的真实情况。“叶金凤”是媒体报道时用的化名，她的真名叫叶秋凤。

2012年11月8日23点48分，祥武发来短信：

“广西贺州市昭平县黄姚镇……叶秋凤，身份证号4524241984XXXXXXXX，她给我打有欠条，向我提出再借20000元，未同意后，手机就不通了。”

我找到广西摄影师张小宁，他帮我找到了黄姚古镇小学的古老师。

2013年1月20日，临近新年，我决定跟刘祥武去一趟叶秋凤的家。

1月25日，飞机晚点，我到桂林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桂林摄影家协会主席滕彬来接我，我们到桂林汽车站找到刘祥武。刘祥武是凌晨3点多到的，在车站地上已经睡了半天。见到他时，他手里又收集了很多桂林的报刊和各种广告。

吃完晚饭回到宾馆，我想赶紧和刘祥武聊聊这些日子他都干了些什么事。一进门，祥武就先去洗澡，他已经两个月没洗澡了：“很不舒服，一出汗就不舒服。去年没赚到钱，今年打工也没挣上钱，婚事失败，自身难保。”

“你经常在街头睡觉？”

“没钱的时候就睡街头，睡得多就习惯了。进房子睡觉不要钱吗？本身就没钱，又找不到活儿。另外，睡街头的也不是我一个，外面成群结队的，都睡在地上。你没看报纸，河南郑州市一个打工者冻死在街头，当地政府看到报道，才开始关注……”

祥武坐在床边穿袜子，我看他两只脚穿了六只袜子。

“你怕冷吗，干吗穿这么多袜子？”

“我现在脚上穿的鞋子是别人送的，太大了，穿上像滑冰一样，走路不方便，得穿四五双袜子才能填满鞋子。”

我问他：“你跟叶秋凤怎么认识的？”

“6月19号我到武汉市公安厅去上访的时候，在公安局里面遇到叶秋凤的。”

“为什么上访？”

“就是跟我前妻的事，你知道的，就我以前结婚那个——一起照婚纱照的那个，我们离婚的事情还没有完。”

“法院不是判决你们离婚了，这么久了怎么又去上访？”

刘祥武告诉了我事情的前后经过。

2011年，我不同意离婚，但是法院硬是给判离了，我不服，就上诉。上诉后，我前妻把手机号换了，传票也没地方送，然后法院在《人民法院报》刊登公告。公告之后，她还是不到法庭应诉，我就到她家里，去找我的前丈母娘，让她把彩礼、见面礼，还有我结婚的花销还给我。她不给，我就赖在她家村子里不走，晚上睡在她家外面。

她觉得这样影响她家的名誉，于是就叫了一帮人，半夜把我打了一顿。几个人把我架上车，拉出村子，扔在一个不认识的地方。

被打后，我就报案了，但是两个不同属地的警察相互扯皮，都不管。黄冈警察说归武汉管，武汉警察说归黄冈管，我不服，就到省厅来上访。

在武汉市公安局大厅，我听一个公安人员说，有一个女的，肚子被人搞大了，找不到男的。我过去看了看，就认识了叶秋凤。

交谈中，叶秋凤告诉我说，她在深圳一家手链厂打工，跟我们湖北大冶金牛镇这个男的认识了，两个人产生感情，后来就同居了，她肚子大了之后，这个男的就跑了。跑了以后，这个女的就说，反正知道他家的地址，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于是就挺着大肚子来湖北找这个男人。找到大冶这个男人家后，村里人说这家人都搬出去了，搬到海南去了，家里头就剩一个空房子了。农村这种现象也很正常，很多人都不在村子里面，村支书也说这个人好几年没有回来过了。

后来这个男的给叶秋凤打电话，说他得了癌症快要死了，这辈子对不起她，要她自己处理这个孩子，然后就失踪了。叶秋凤就到各大医院肿瘤科去打听，但是找不到。于是她就给各大媒体打电话，想利用媒体找到这个男的。她跟媒体不算熟，没人采访她，她就横下心来赖在公安局，想让公安局把这个男的给揪出来。公安局说，这个事情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

我告诉她，这个事情公安局管不了。过了几个小时，我的事都处理完了，她还没走。我问：“你怎么办呢？要不我打个电话，把你送到救助站？”

她问我，救助站能不能保证找到那个男的。我说救助站保证不了，只能保证把你平安送回家，国家给你买票。

她说：“这不行，在我们农村没办结婚证回家生孩子的话，父母哥嫂都不会接受的，为了孩子，必须找到这个男人。”

我帮她联系媒体，后来报纸登了关于她的新闻。我把她送到救助站，救助站解决了她的吃住，还准备派几个人把她护送回广西老家。当时她就给我打电话，就说不找到这个男的，回去也是死路一条，已经怀孕八九个月了，这么大想引产也不可能。救助站就说：“这个事情是你刘祥武引起的，你必须给我过来一趟，你解释清楚和她是什么关系。”

我说我是好心人。救助站说：“不可能，社会上没有你这样的好心人，你必须过来一下，解释一下你跟叶秋凤的关系。你是不是和这个女的联合起来想骗政府的钱？叶秋凤肚子里的孩子说不好就是你的，现在既然你做了这个好事，那就好事做到底吧！”

我怎么解释他们也不信，最后说让我过去和他们一起做叶秋凤的思想工作，说服她回老家。我又坐车回到救助站，但她本人还是不想回去，我说：“那你可以跟着我回去，我安排你吃住。”

我问祥武：“你是不是想把她弄回去做老婆？”

“没有，这种女的不好养，她细皮嫩肉的，不是吃苦的人，看她手就能看出来了。她说那个男的走时给了她七八千块钱，现在剩下2000块钱。我问她怎么会花了那么多，她说：‘我去大冶，去深圳找他的时候都是坐高铁、住酒店。’而且那个男的比她大十几岁，男人家的孩子跟她年龄差不多大，跟他老婆还没离婚，她相当于是一个小三的角色。”

我问：“叶秋凤最后怎么走的？”

刘祥武告诉我：

救助站的意思就是必须送她走，不走都不行。叶秋凤说她挺着大肚子，回去就要跳楼，因为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孩子，挺着大肚子回家去，在乡村很丢父母的人。最后她说：“要走也可以，你能不能给我解决5000块钱？”

我当时也觉得这个女的有问题，她跟我说她手上有2000块钱，还有媒体捐的钱都在她身上。也许因为我是第一个帮助她的人，她总跟我提要求，媒体捐的钱她从来不拿出来。

6月21日下午，大概四五点钟吧，救助站派了几个人送她，我在候车室见到了她。当时湖北经济电视台《湖北记事》的摄像和主持人都在。他们都问我：“你跟她什么关系？”有几个记者跟我讲，最好别借，说这个人靠不住。

我还是把钱借给了叶秋凤，对她说：“你打个条吧，回去后你再想办法还给我，我家里也非常困难，而且我今年一年也没干什么活。”

叶秋凤当时说：“这个钱你放心，我还会给你利息的，会好好报答你。”

我说：“报答就不用了，你把该还的还给我就行。”

她回去后不久，就给我打电话，说难产，要动手术，可能还需要很多钱。一天当中给我发了很多短信：

“刘哥，我也不想为难你，我被家人看不起，你帮帮我好吗？我不会骗你的，你帮我借20000块吧！我不想要那么多。”

“除了你没有人帮我，因为家人也不关心我，他们看不起我，这两天想到只有你会帮助我，你不帮我我会疯掉的。我现在该怎么办？”

“你能帮我借2000块钱吗？我只想要点生活费就够了，我还在医院。”

“吴某辞工了，明天就能赶过来，他也说没有钱，不过他会负责到底。那谢谢了，我准备手术要关机了。”

她从20000块降到2000块，还是想跟我要钱。我说：“你还没生，怎么就知道要难产啊？你这人是不是个骗子？”这之后，她的手机就再也打不通了。

我说：“你救这些人，本来想要他们善良，但是他们却得寸进尺。”

刘祥武说：“我不是想要他们善良，不过是希望能让他们不死，让他们能活下去。”

“你想过今天这样的结果没有？”

“借给她5000块钱，对我来说已经很难受了，我整天愁眉苦脸，很痛苦。当她打电话说，还要再借给她一万两万的时候，我整晚整晚睡不着觉，我真傻……”

刘祥武告诉我，因为叶秋凤的事情，他得罪了救助站，因为他给救助站带来了很多麻烦。

后来我睡在街头，救助站的车子就开过来找我，我说：“我不需要你们救助。”他们说：“天气这么冷，你睡在外面，冻死了怎么办？河南郑州就刚死一个，你必须跟我们走。”我说：“我不走，法律规定你不能强制救助我。”

他们有三个人，把我手一捆，往车上抬，我把汽车玻璃给砸了，喊道：“不停车我马上跳下去！”

他们又找绳子，把我捆在凳子上。我说：“再发达的城市也有流浪汉，你们不能用捆绑的方式，用武力的方式救助人。”

他们说做好事不会做错的，让我有本事就去投诉。我越反抗，他们打得越厉害。

他们把我弄到救助站，已经是夜里10点多了。我说：“我要投诉你们，你们在车上捆我、打我、骂我。”他说：“谁打你了？谁看见了？你投诉可以，你现在必须先拍个照，登个记，按个手印，说明你自己放弃救助，没有强制救助你，就可以走了。”

第二天，我就找到救助站的上级部门——武汉市民政局上访，他们几个处长当天下午就带着我去调查，救助站的人都不承认，把监控器打开说：“你看，你亲自签字、按手印，没人强迫，也根本没有人打你、捆你。”我说：“你们在车上是怎么打我的？”他们说：“你在我们救助站里的录像，没有看到打你，也没看见捆你，你说的没有证据。”

其实2002年，我就被他们弄进去过，那时叫收容所。进去之后，里面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说：“把你身上的钱给我，我有办法出去，我只要出去了，就能救你出去。”后来他出去了也不来救我，害得我在里面做了一个多月苦力，不干活就打我。

我也不喜欢流浪啊，有时候睡在街头，只不过想节约点住宿费而已。到晚上很危险，有一次在街头睡觉的时候，被一个同性恋给性侵了，他把我弄醒了我才知道。后来我在外面睡觉，身上都穿着衣服，有人要脱我衣服的时候就会惊醒我。后来我去医院检查，想看看得了艾滋病没有，我知道同性恋里很多人有艾滋病。大夫给我开了很多化验单，我一看好几百块钱，最后也没有做。

我在丹东海上打渔的那次，假如我被扔到海里粉身碎骨了，有人能帮我打官司，帮我挣一笔赔偿费吗？有人能帮我把我哥哥和父亲的生活安排一下吗？我的命要是能给家里换来一笔财富的话，我肯定换……

2013年1月26日，桂林下着小雨，我们乘车直奔200公里外的贺州黄姚古镇。

黄姚古镇小学的古老师和叶老师是我在当地的朋友，他们得知刘祥武救助叶秋凤的经过后问祥武：“你和叶秋凤是什么关系？你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借给她5000块钱？你的钱来得容易吗？”

他们对刘祥武做的事情感到很吃惊，现在社会上有人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很容易惹人怀疑。

“唉，没有人能理解我做的这个事情，连这个叶秋凤也不感恩。”刘祥武说。

叶老师看到我手机上的照片后说：“这个叶秋凤是我教过的学生，这个学生小时候学习上并不聪明，而且我和他们家还是堂亲。”

吃完午饭，叶老师带着我们去叶秋凤家。

叶家在黄姚古镇不远的白山村白山14组，这里的风景如同桂林山水一样美丽，农田就在山峦之间。

田里一片荒芜的景象，看得出这里的村民生活并不富裕。我们踩着两脚泥进村，空气潮湿阴冷，让人很不舒服。

叶秋凤家在山脚下，有三处房子，一处土砖房，一处土砖混合建筑，一处新盖的红砖二层楼。

叶秋凤的父亲正在土房子里喂家里的三头牛。房子应该有很多年的历史，已经不能住人了。旁边的一栋旧房子看起来也残破已久。

叶老师向叶秋凤的父亲介绍了刘祥武，说这是6月份在武汉救助过他女儿的恩人，叶秋凤回家之前还借给她5000块钱。现在快过年了，人家想来看看能不能把钱还上。

叶秋凤的父亲一看就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身体单薄黑瘦。他说没有听女儿说借钱的事，而且女儿生完孩子后，8月份已经和老公走了。

刘祥武拿出叶秋凤写的欠条给他看，叶秋凤的父亲说这是女儿的字。

他又带着我们回到前面新盖的楼房里，墙面没有粉饰，露着红砖，屋里乱七八糟堆着各种东西，弥漫着潮气，加上下雨天，更加显得异常寒冷。这个新房，还是政府资助20000块钱才建起来的。屋里有三个孩子围在床上看电视，没有看到叶秋凤的母亲和别的人。

叶秋凤的父亲拿着刘祥武给的欠条，重新抄写了一遍，并把刘祥武的电话和银行卡号都记在一张纸上，他说问了女儿后，会让她尽快还钱。

刘祥武问他：“你见过你女婿吗？”

“见过，还拿着酒来家里看过我。”他边说边拿出酒盒子给我们看。

“你女婿有多大，你知道吗，是不是个中年男人？看你对你女婿也不怎么了解，就那么放心让他把人带走啦？”

“有40多岁，个子不高的中年男人。她不听话，嫁给谁我也管不了，生完孩子就接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

刘祥武说：“她要给家里打电话了，你就告诉她，我也是个农民工，挣钱不容易，而且还救过她的命，让她有能力就把钱还给我。”

我走过很多中国的乡村，像叶秋凤这样的家庭很多，虽说现在农民能吃饱穿暖了，但这并不等于他们的生活有了根本上的改变。很多家徒四壁的新房，就是一个空的壳子，或者说是一个空的面子，这样的家只是一个最简单的生存空间。

黄姚古镇初建于宋朝，明清时曾为商贾云集的繁华集镇。如今，只有旅游业还能让这个地方热闹起来。黄姚古镇周边的村子，依然是农桑为主的田园经济，喀斯特地貌的农业现状和美丽风景，依然不成正比地左右着当地人的生活。这里有让人憧憬的“世外桃源”般的环境，生活却如此艰辛。

从桂林回去后，刘祥武决定通过法律途径来要回那5000块钱，但最后也未能如愿。

叶秋凤的借钱短信。

叶秋凤的欠条。

叶家新盖的楼房内部。

刘祥武在核对身份证信息。

刘祥武的心愿

2013年2月19日，刘祥武打来电话，说他看到《杭州日报》记者陈庆港的《十四家》一书，里面是作者在中国各地寻找的14户最穷的家庭。刘祥武说他给书中一些家庭写过信，希望他们能帮助自己找个媳妇，结果都没有回信。

刘祥武后来又在凤凰卫视《冷暖人生》中，看到关于云南金平县勐桥乡境内一个越南难民安置点的报道。1979年2月，为躲避战火，当时有近30万人从越南逃到中国境内，成为难民。刘祥武想让我给他打听一下，能不能去那里找一个媳妇。

他还让我托在丹东的朋友，看能不能给他找一个去朝鲜打工的机会，也许打工时能在那边找个朝鲜老婆。

4月5日，我在柬埔寨时，刘祥武发来短信：“你在那里问问，有没有愿意来中国给我当老婆的人。”

我最近一次见到刘祥武时，他告诉我，他现在的愿望有四个：

第一，我想建立一个弱者帮扶中心，帮助那些走投无路的人，让他们吃不到饭的时候，能在这里吃饱饭，冬季不再露宿街头被冻死。这些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没有了尊严，抛弃了人格，降低了荣辱，在正常与非正常的状态中生活。

第二，我爷爷带给我们家族的基因都不错，我们家族里有个堂哥学习很好，很有出息。我想去台湾，把爷爷的骨灰拿回来。他的骨灰现在还放在台北荣民骨灰堂里，我想让他回到老家，入土为安。但是去一次台湾，来回需要很多钱，我没有这么多的钱，现在放在心里当成一个愿望。

第三，希望能把哥哥的病治疗一下。

第四，把自己的婚事给解决了。

和刘祥武这么多年的接触中，我知道，他的善良与同情心其实来源于他的天性。我无法确定家族的遗传能给后代带来多少善良基因，但我能确信这样一句话：“一切美德来源于家庭。”一个家庭可能是很贫穷的，但是如果没有给后人留下狭隘、自私、暴力、罪恶的基因，就已经是一个美好的家庭了。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序

老三的故事：寻找幸福完整的生活

镜头中的老三

第一次娶媳妇的痛苦

到宁夏去找个老婆

“收养”孩子的老媒婆

第一次“招妻”

翻云覆雨的老媒婆

说好的亲事又黄了

找老婆咋这么难

随风飘落的生命

带上媳妇回家

遭遇“放鹰”，人去财空

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刘祥武的故事：我就是想要一个家

一封求助信

一个不幸福的家庭

帮刘祥武找老婆

“我就是想要一个家”

捡钱包后的遭遇

出海打工找老婆

一个流浪汉的善举

草草结束的感情

救助别人的“老婆”

刘祥武的心愿